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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旱作农业源自何处？专家称至少包括黄河西辽河两个起源中心******

中国旱作农业源自何处？专家称至少包括黄河西辽河两个起源中心

　　资料图：刘国祥研究员在第六届世界小米起源与发展会议上做报告。　中新社记者孙自法　摄

　　中新网北京12月27日电 (记者孙自法)农业起源和人类起源、文明起源一道并称为考古学研究的三大课题，其中，农业包括旱作农业和稻作农业，中国旱作农业如何起源、从哪里起源等问题，长期以来在学界有一定争议，也备受关注。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国祥研究员看来，中国旱作农业可能不只有一个起源地，至少应包括黄河流域和西辽河流域两个起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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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内蒙古敖汉旗一处小米种植基地。　中新社记者孙自法摄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赤峰市及敖汉旗政府等共同主办的第九届世界小米起源与发展会议，12月27日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举行。刘国祥以《敖汉旱作农业与西辽河流域史前文明》为题作学术报告指出，传统观点认为，地处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是旱作农业的发源地，但西辽河流域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沟遗址炭化粟、黍遗存等发现，引发出关于中国旱作农业起源问题的新思考。

　　刘国祥说，目前许多学者认为，西辽河流域的自然环境具有脆弱性、多变性和不稳定性，会使人类具有食物短缺的压力，当地的草原生态系统虽较为干旱，但河流仍能提供充足的水源，加之粟、黍的生命力顽强，完全具备农业发展的条件，非常有可能催生原始农业的产生。因此，中国旱作农业可能不只有一个起源地，至少应包括黄河流域和西辽河流域两个起源中心。

　　从考古学文化视角，中国北方旱作农业发展历经小河西文化时期(距今约9000-8500年)的萌芽阶段、兴隆洼文化时期(距今约8200-7200年)的形成阶段、赵宝沟文化时期(距今约6700-6400年)的发展阶段、红山文化时期(距今约6500-5000年)的成熟阶段、小河沿文化时期(距今约5000-4000年)的过渡阶段、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距今约4000-3400年)为鼎盛阶段。

资料图：内蒙古敖汉旗展示当地小米磨制过程。　<a target='_blank' href='/'><p align=

资料图：内蒙古敖汉旗展示当地小米磨制过程。　中新社记者孙自法摄

　　他建议，今后应继续加强田野考古工作，围绕敖汉旱作农业系统，以河流为中心，系统获取土样，通过炭化籽粒建立当地旱作农业系统谱系，加强旱作农业系统的保护与延续。

　　刘国祥表示，兴隆洼文化兴隆沟遗址浮选出土的炭化粟和黍，经中外三家不同的碳十四实验室年代测定，证实兴隆沟出土粟的年代距今约7650年，这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小米实物遗存之一，也是唯一经过精确年代测定的最早的小米遗存，表明当地是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起源地。英国剑桥大学马丁·琼斯教授到敖汉旗兴隆沟遗址进行考察，也得出欧洲小米是由中国西辽河流域最早栽培并由东向西传入的研究结论。“考虑到兴隆沟遗址所处位置，其很有可能是小米向欧洲传播的起始点”。

　　即将到来的2023年已被联合国确定为“国际小米年”。刘国祥认为，“国际小米年”将提供机会引导政策关注，从而为敖汉小米等产业发展带来新机遇、新起点。同时，“国际小米年”也将推动对旱作农业考古文化更深入的研究、更好的保护和传承。(完)

东西问 | 短评：疫情防控应续保希望与信心******

　　中新社北京12月1日电题：疫情防控应续保希望与信心

　　作者徐皇冠

　　入冬以来，中国国内本土疫情形势仍严峻复杂且出现新变化，在关键时期和吃劲阶段，更要理性认识，坚定信心，行稳致远。

　　十里崎岖半里平，一峰才送一峰迎。新冠疫情是对全人类的新挑战，人类必定要在摸索中寻找应对之策，此时学会运用辩证法缕析“变与不变”显得必要：既要抓住“不变”的七寸，以保持战略定力；又要牵好“变”的牛鼻子，因时因势持续优化完善防控政策，走小步不停步，坚持第九版防控方案，落实二十条优化措施，使具体实践科学、精准和有效。

资料图：图为市民有序排队进行核酸检测。马铭言摄

　　抗击疫情，病毒在变，中外的应对也在变。新冠病毒从原始毒株，到德尔塔、奥密克戎，特点从致死率高变为致病性减弱。与病毒抗争，中国从早期深壕硬寨打响保卫战到常态化防控，继而强调“精准科学”“以快制快”。有的国家则逐渐从严阵以待，转为主动或被动“放开”，在试图以此恢复正常经济社会秩序的同时，也付出沉痛代价。

　　疫情三年，人们的心境在变，直观对比外国的应对情况，也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与误读。加之，抗疫中的突发个案影响人们的身心。如何在变幻纷扰中继续前行？必须重新聚焦“从何而来，往何处去”的问题，从全貌把握事物的总和，看到变化中的不变。

　　人们看到，抗击疫情三年，中国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初心没有变，行动没有变。中国始终以最大努力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始终为民众计、为根本计、为长远计。获得的成果，也有目共睹。

　　近三年来，从整体看，中国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住院病例，远低于全球平均值，经济总体也延续恢复态势。这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生动体现，也是中国防疫政策科学性的真实写照。

资料图：“猎鹰号”硬气膜实验室在广州投入使用。郑佳玲摄

　　如果注意到中国“一老一小”群体数量庞大、国家人均医疗资源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差距等事实，再看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防疫科学性的追求和部署会更客观。11月30日，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座谈会时指出，近三年来，防控措施因时因势优化完善，先后印发九版防控方案，出台二十条优化措施。要以人民为中心，稳中求进，持续优化防控政策，走小步不停步，不断完善诊断、检测、收治、隔离等措施，加强全人群特别是老年人免疫接种，加快治疗药物和医疗资源准备。八位专家在座谈会上发言，她充分肯定专家在防控中的重要贡献。

　　当然，言明中国疫情防控成果的客观性、政策的科学性，回应在新一轮疫情复杂态势下人民对美好生活愈发真切、迫切的向往，还有不少急难愁盼的问题需要解决，落细落实疫情防控，还有很多的事要办、路要走。

　　随着奥密克戎病毒致病性的减弱、疫苗接种的普及、防控经验的积累，中国疫情防控面临新形势新任务。不辞山路远，踏雪也相过。在统筹变与不变中理性认识，增强定力，以描“工笔画”的态度担负起防控责任，既不能“一放了之”，也要坚决防止“走样”和“加码”，共渡难关需要智慧和勇气，也呼唤信心与暖举。(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