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苏迪曼杯,中国羽毛球队夺得冠军。图片来源:Osports全体育图片社
2017年5月28日,澳大利亚黄金海岸卡拉拉体育馆。
携“六连冠”之威的中国羽毛球队决赛憾负老对手韩国队,痛失苏迪曼杯。东京奥运周期首场团体国际大赛以失利告终,让年轻的国羽在遗憾和质疑中重新起航。
颁奖典礼上,张军与“搭档”夏煊泽破天荒地与队员们一同站上亚军领奖台。他说:“成功时我们不一定要在,但失利时我们一定要陪着队员。”
此时,距张军出任中国羽毛球队双打组主教练仅过去一个月。
资料图:张军。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里约奥运会后,执教中国羽毛球队24年的李永波卸任总教练一职,张军、夏煊泽分别出任双打组和单打组主教练,国羽迎来“双核时代”。
职业生涯荣膺奥运双冠、执起教鞭又培养出三对奥运冠军组合……从运动员、教练员,到国羽的擎旗者,彼时彼刻走下领奖台的他需要面对的,是亟待调整与重组的队伍,是愈发错综复杂的羽坛格局。
工作千头万绪,时间刻不容缓,承载着历史荣光的中国羽毛球期待着这位“新人”如何作答。
“毫无疑问,东京奥运会的难度肯定会高于里约,但我愿意接受这个挑战。”2019年1月,张军当选新一届中国羽协主席。尽管前路遍布暗礁险滩,他“与球队站在一起”的承诺始终如一。
自1992年羽毛球被正式列为奥运会比赛项目以来,中国羽毛球队历经风雨,但也从未遇到过如东京奥运周期这般严峻、复杂的备战形势。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原有的赛事体系受到冲击,迫使备战策略不断调整,队伍面临的挑战无处不在。
四年来,中国羽毛球队不仅完成队伍的提档升级,更在连续18个月缺席国际比赛的情况下,一往无前强势闯入东京奥运会全部五项决赛,最后捧回2枚金牌和4枚银牌。
时光列车疾驰而过,在竞技体育这条千军万马奔涌向前的航线上,中国羽毛球队迎来史无前例的巴黎奥运三年备战周期。
新赛季征战至今,面对密集赛程,国羽顶住压力取得多线突破,并在世锦赛上夺得2金1银2铜,位列所有参赛队第一。与此同时,在男单、男双战线,队伍仍需寻求提升和突破。
如今巴黎奥运周期已经进入最后两年,如果以每年为刻度,国羽在备战方面有着怎样的计划?五个单项又将分别如何向最终的目标发起冲击?
近日,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张军在与中新体育的对话中,剖析队伍备战巴黎奥运会的“机”与“危”。
本赛季总体表现不错
盼年轻队员成长
中新体育:新冠疫情让世界羽联原有的赛事体系受到冲击,多个赛事延期影响球队的备战节奏。为了备战巴黎奥运会,国羽做出了哪些调整?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经历值得分享?
张军:疫情以来,多场国际赛事接连延迟和取消,确实打乱了队伍训练和参赛节奏,为了将负面影响降至最低,整支队伍一直处于动态调整之中,打破了不少常规做法,建立了许多弹性规定。
今年我们在泰国清迈建立海外集训基地,队伍比赛结束后直接去基地训练,我们也派了专员先行抵达基地安排防疫、食宿和训练;队伍抵达后,所有人统一管理,专人负责外出采买,最大可能降低感染的风险。
主观上,我们也非常重视队伍的心理状态调整。长时间的封闭训练的确带来一些压力,教练组也在尽可能地优化训练,丰富业余生活,定期与队员进行沟通,发现并调整潜在的心理波动。
要说最特殊的经历,莫过于今年我们在海外接连参加14站比赛。赛场上形势瞬息万变,赛场下整支队伍的衣食住行也面临很多不确定性因素,例如:目的国在我们登机当日对疫苗接种规定进行了调整,部分人员因不符合新规定而无法登机。我很清楚记得大家当时并没有过多沉溺在抱怨和责怪的情绪中,国内外的工作人员积极向使馆、组委会、机场负责人展开求助,最终得以顺利登机。类似的突发情况常常打得我们措手不及,但困境之下,方能体现集体的意义,种种风波让队伍的团结性和凝聚力明显增强。
资料图:东京奥运会羽毛球女子单打,中国选手陈雨菲获得冠军。中新社记者 杜洋 摄中新体育:新赛季征战至今,面对密集赛程,国羽顶住压力取得多线突破,并在世锦赛上夺得2金1银2铜,位列所有参赛队第一。回顾巴黎奥运周期第一年,如何评价队伍表现?
张军:2021年8月至今,我们经历了两次汤尤杯、两次世锦赛、一次苏迪曼杯和一系列的公开赛,我认为队伍的总体表现不错。赛场上你追我赶、有得有失,难以预料,这是竞技体育的魅力所在。
但相比聚焦于某一场或几场比赛的结果,我认为队员的实力和状态调整,队伍场上和场下的精神面貌,队伍人员之间的互动与交流,这都将发挥更为持久的作用,助力队伍冲击巴黎。
当然,有经验的队员如何保持住状态,年轻队员如何加速成长为强大的后备力量,也是我们目前急需讨论和解决的问题。
中新体育:里约奥运会后,中国羽毛球队面临新老交替,全队齐心协力不断取得佳绩。如今队伍在部分项目上也面临需要新人站出来的局面,您对于年轻球员有着怎样的期望?
张军:年轻队伍个别有亮点,但整体表现与预期还有一定的差距。受疫情影响,年轻队员无法在国际赛场上考察自己的训练成果,对竞争对手的实力和打法了解甚少,比赛的经验和心理历练都非常欠缺。
队伍也非常重视这一问题,积极争取明年在国内举办低级别赛事,同时输送更多年轻选手参加国际赛事。期待年轻队员明确自己的目标,树立想赢的信念,培养能赢的实力,兼备不怕输的勇气,把握好每一次参赛机会,成为巴黎奥运的强大后备力量和洛杉矶奥运的中坚力量。
资料图:谌龙与石宇奇在全运会赛后握手。中新社记者 毛建军 摄巴黎奥运
剑指五金
中新体育:度过东京奥运史无前例的五年备战周期后,又迎来了短短的三年巴黎奥运备战周期。您如何看待在这一“长”一“短”节奏转化中,带给队伍的“机”与“危”?
张军:疫情突然爆发,让我们被迫进入漫长的五年备战期,起初对我们的队员的心理状态产生很大的影响,焦虑紧张的情绪比较明显。但东京周期拉长也意味着我们多了一年准备的时间,队伍也很快适应了这个节奏,放平心态,投入正常的训练中,在东京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三年的巴黎备战期对于中生代的运动员相对有利,备战时间缩短意味着年龄和伤病给他们造成的影响也会减小,东京奥运会的参赛运动员大有可能仍旧是巴黎奥运会的主力,有了此前的奥运参赛经验这批队员的心理状态也能相对平稳,因此,中生代的运动员仍具备超强的夺金实力。
对年轻运动员来说,这就意味着成长和历练的时间被压缩。据此,我们备战的计划也有所侧重,对于巴黎奥运周期的核心队员,我们将重点保障他们的比赛和身体状态,合理安排奥运积分周期的参赛计划。对于年轻队员,我们也将鼓励他们多参赛,给予他们展示实力和向前辈发起冲击的机会。
中新体育:如今巴黎奥运周期已经进入最后两年,如果以每年为刻度,国羽在备战方面有着怎样的计划?五个单项又将分别如何向最终的目标发起冲击?
张军:虽然国际羽坛形势复杂,各个项目都有来自其他协会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但国羽在巴黎奥运的目标依旧是冲击五金。
2022年我们的海外参赛计划就是让队员适应比赛节奏,多挣积分,以更有利的排名进入巴黎奥运积分周期。
2023年我们的目标很明确,打好奥运积分赛,为巴黎奥运会争取更有利的位置。同时培养国家少年队、青年队和集训队的年轻队员,做好梯队建设,为洛杉矶奥运会作准备。
男单方面,石宇奇禁赛又复出、李诗沣和翁泓阳在赛场上实现突破,男单的起伏变化令人揪心。接下来,男单组将通过更多比赛,查漏补缺,有经验的队员重点在提高并维持竞技状态,年轻队员力求打磨技巧,寻求突破,希望大家能给男单多一点时间和信心。
女单方面,我们已逐渐形成了集团优势,五位女单均具备世界一流选手的实力。世界前十选手如何稳固比赛表现,其他年轻选手如何向顶尖高手发起冲击是我们接下来的工作重点。
男双方面,东京奥运会后,两位男双选手退役客观上给男双组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教练组研究后很快对男双进行了重组。经过这半年的考察和历练,目前已确定了六对男双作为第一梯队冲击巴黎奥运积分赛。我对男双的发展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刘雨辰/欧烜屹在印尼主场突破印尼男双,以替补身份登上冠军领奖台,振奋人心;年轻队员王昶/梁伟铿在日本公开赛(超级750级别)夺冠也带给我们很大的惊喜。他们都具备对抗世界顶尖选手的实力,但是在稳定性、攻击性和连贯性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女双方面,第一女双陈清晨/贾一凡表现愈加稳定,夺冠的实力毋庸置疑;郑雨/张殊贤,杜玥/李汶妹和刘玄炫/夏玉婷也都齐头并进,世界排名全部闯进前二十,但在与世界一流选手对抗过程中仍输多胜少,希望她们能够在巴黎奥运积分周期向世界前八发起全力冲击,增强信心,展示中国女双的真正实力。此外,李怡婧/罗徐敏和谭宁/刘圣书这两对年轻组合也在海外集训,接下来我们也会为她们争取更多参赛的机会,期待她们加入竞争的行列。
混双方面,郑思维/黄雅琼和王懿律/黄东萍一直保持在世界前十,实力和状态相对稳定。年轻队员,因近两年没有参加过国际比赛,积累的比赛经验很少,这是一个迫在眉睫问题。接下来,我们计划让更多的年轻混双选手尽可能多地参加国际比赛,从低级别到高级别,稳中求进,形成混双的集团优势。
资料图:郑思维/黄雅琼在比赛中。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中新体育:如今世界羽坛格局错综复杂,世锦赛的五枚金牌分别由四个协会瓜分。巴黎奥运周期,世界羽坛呈现怎样的竞争格局?这对于国羽,又提出怎样的新要求?
张军:世界羽坛正处于一个非常健康和良性的发展态势之中。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国家重视羽毛球项目的发展,世界羽联也在羽毛球的赛事体系和项目本身的推广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
目前无论是汤姆斯杯新晋冠军印度,还是老牌的羽毛球强国日本、韩国、印尼、马来西亚,亦或是欧洲的丹麦、德国、英国、保加利亚、荷兰等,许多协会都具备至少一个或两个,甚至三个项目的冲金实力,这就使得比赛愈发激烈、比赛结果更具备悬念。长期来看,这对于羽毛球项目的可持续发展也是大有裨益。
中国队在羽毛球项目上一直具备很大优势,虽然现在并没有2012年伦敦奥运五金那样的压倒性优势,但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羽毛球五个单项上会轻视中国队的实力。目前的格局对我们最大的要求就是,抓好关键人才的培养,优化人才选拔机制,做好梯队建设,让中国羽毛球长盛不衰。(完)
东西问·镇馆之宝丨唐淼:如何从“三牺尊”窥见东西方酒器的殊途同归?****** 编者按: 国宝之美,穿越古今,器以载道,恢弘万千。每件珍稀文物背后,都凝聚着古人的匠心智慧,镌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见证着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从2023年1月11日起,中新社“东西问”推出“镇馆之宝”系列策划(一),藉专家探究文物之意涵及其背后故事。 中新社长春1月13日电 题:如何从“三牺尊”窥见东西方酒器的殊途同归? 作者 唐淼 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副馆长 酒,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在人类交往中发挥独特作用。东西方酒文化源远流长,相关研究浩如烟海,然而关于酒器的研究相对较少。实际上,酒器作为酒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同样历史悠久,而且千姿百态。 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收藏着一件中国商代的酒器——兽面纹牛首尊。从这件文物中,可以清晰窥见中国古代礼制的缩影和世界文明进程中的酒文化故事。 “三牺尊”为何特别? 这件“兽面纹牛首尊”又名“三牺尊”,为商代的青铜器,是中国的国家一级文物。中国古代由青铜制成的“尊”,特指一种侈口、鼓腹、高圈足、形体较宽的盛酒器。此尊圆体造型,大敞口,鼓肩,圆弧腹,高圈足;颈部饰三周平行凸弦纹,肩、腹连接处等距离排列三个浮雕式牛首,每两个牛首间各饰一幅以卷云状扉棱为中心的小兽面纹,肩部上下各饰一周圆圈纹以作横向分隔;腹上部分饰一周夔龙纹,下部饰连体兽面纹,兽面圆睛突出,双角作S形,末端内卷;圈足上部饰两周平行凸弦纹和三个大十字形镂孔,下部为三组尾巴上卷的小兽面纹。这件尊的纹饰特别繁复,主要以三只牛首为主题布局纹饰,为商代晚期流行的风格。 三牺尊。受访者供图商周时期,王公贵族在大型活动中普遍使用牛、羊等牲畜,并以青铜器盛酒置于活动场所之中完成仪式,根据社会等级的高低采用对应的器具和规模,进而形成庞大而规制的礼制系统。《国语·鲁语上》记载:“赐女土地,质之以牺牲,世世子孙无相害也。”《左传·庄公十年》(曹刿论战)载:“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上述文献所载的“牺牲”,特指供盟誓、宴享用的牲畜。现代意义的“牺牲”一词也源于此,经衍生后多作动词用,意为一种具有高尚意义的奉献行为。正因如此,这件精美的青铜盛酒器也根据其独具特色的三个牛首装饰,被定名为“三牺尊”。 诸多酒器种类之中,不同时代流行不同的风格和样式。这件“三牺尊”所呈现的造型和装饰特征,充分体现了商代晚期的风格,具有断代意义。青铜器纹饰既可作为判断器物时代的依据,也折射出彼时人群的精神内涵,以活牲作为祭品,将盛祭祀用酒的尊饰以兽形纹饰,很大程度上应是商人对神明忠诚的一种表达。 三牺尊局部。受访者供图青铜尊作为商周时期的大中型盛酒器,是一种典型的礼器,在祭祀或宴饮中常常与青铜爵、斝等盛酒器搭配使用,而在墓葬中作为随葬品又常与青铜卣或方彝等盛酒器伴生共出。依《周礼》所记,尊有六种:牺尊、象尊、著尊、壶尊、太尊、山尊。六尊之中,最华美的就是牺尊。目睹“三牺尊”的细节,了解它的来历,仿佛跟随殷商时期的祖先穿越回酒文化兴盛的中国传统礼制社会。 酒器如何产生? 从文明起源的视角回溯,史前的中国是以农业为经济基础发祥并壮大的。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证据充分表明,因农业日渐发达而产生的粮食贮藏现象已出现。温湿度变化致使粮食发酵后呈现特殊口感,被先人的味蕾定义为一种美味的饮品,于是酿制酒应运而生。 此后,饮酒时的味觉体验和精神愉悦,使酿制酒逐渐成为夏商周时期部落首领和王公贵族的生活必需品。尤其到商周时期,社会等级和阶层已经固化,礼制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普遍标准,青铜酒器也成为祭祀、宴饮、战争等重要事件的仪式表征。 中国历代酒器以青铜器、漆器和瓷器闻名,大多成套出现,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商周时期的青铜酒器。除今天所见的“三牺尊”外,青铜酒器中煮酒器、饮酒器、贮酒器一应俱全,还出现了较为奇特的被称为“兕觥”的角形饮酒器。 商代龙纹兕觥。张云 摄中国的青铜时代从公元前2000多年形成,历经夏、商、西周、春秋和战国时代结束,青铜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商周以后,酒文化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绵延至今。随着制酒业发展和中西方文化交流,除谷物酿制酒之外,中国后来也出现了葡萄酒、蒸馏酒、啤酒等类别,造型和功能各异的酒器更是层出不穷,成为酒文化的重要物化载体。 不仅中国酒器源远流长,古代西方的酒器也颇有历史可考。在西方,覆盖地中海沿岸大部的古希腊地区率先继承了古老的葡萄种植技术和酿酒工艺。与以农业为基础的古代中国相比,该地不适于种植谷物,但独特的气候却为其创造了得天独厚的葡萄种植条件。由于古希腊文明超强的交流与影响力,葡萄酒文化逐渐传播至欧洲内陆地区,进而成为西方酒文化的主流。 相对于古代中国的“三牺尊”和角形“兕觥”时代,古希腊同时期也出现了角形“来通杯”,从陶制、兽角制到金属制,“来通杯”被长期沿用、广泛传播,从作为宗教祭祀的祭器逐渐演变为宴饮葡萄酒的酒器。地处北非的古埃及第十八王朝图特摩斯三世时期(约公元前1479年至公元前1425年)出现了最早的玻璃容器,后来随着玻璃制法的成熟和普及,玻璃器皿在西方被更广泛地用于盛酒。 东西方酒器有何文化溯源? 以牛、羊等动物形态支撑杯身造型的“来通杯”与中国的“兕觥”虽有相似,但在文化根源上迥然不同,分别代表了中国和西方的两种传统。
关于酒的源起,中国古史《战国策》有载,“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文献中的仪狄成为酒的发明者,是为“人造”;希腊神话中则流传酒神狄奥尼索斯担任葡萄种植者的守护神一职,是为“神造”。 从东西方酒器的使用习俗来看,传统的东方酒器更讲究配套使用,主要用于盛装粮食酒,饮酒时关注的是人,酒的自然属性被淡化,社会功能被提升;西方玻璃酒器则追求透明,以便观察葡萄酒的成色及品质,注重喝什么酒应用什么酒具,甚至每一种酒都有其固定杯型,此外对酒自身口味的感受也尤为强烈。 近现代以来,在工业化、全球化的浪潮下,西方生产的工业品大量涌入中国,这对中国酒器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玻璃制品越发受欢迎。随着世界文明不断向前演进和东西文化的相互影响,酒器制作工艺也不断发展变化,进而形成了璀璨瑰丽的各类造型。 从这件商代“三牺尊”纵观世界文明发展历程,可以进一步了解,酒器不仅能反映风俗习惯,更能投射出人群的社会秩序、文化观念、宗教信仰、审美情趣等意识领域的规律。随着文化交流与融合,东西方酒器也日渐趋同,是为殊途同归。正是人类文明的多地起源与交流互鉴,才使我们能享受如此丰厚的物质文明成果,感受如此丰富的精神世界,并为构建相互包容、和谐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完) 受访者简介: 唐淼,1980年生人,现为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副院长、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副馆长,吉林省文物局重大项目咨询专家。研究领域为先秦两汉中国北方考古、文化遗产与博物馆。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著作7部,主持策划博物馆陈列展览10余项,编写文物保护规划、文物影响评估报告技术文本10余部,主持或参与科研类项目6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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