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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的归侨们******

　　何耕新

　　中新社成立60年了。我想撰文纪念，问老伴写什么内容？老伴儿不假思索地答道：“你就写中新社的归侨吧！”

　　与中新社的一段缘分

　　我来中新社工作之前，曾经与中新社有过一段缘分。1952年夏，我已经参加北京高校统一招生考试，正在等待发榜。根据考后即时公布的各科考题答案，我有把握被录取。有一天，北京归国华侨学生补习学校冯教务长通知我：“你到王大人胡同中侨委找王明爱同志，他有事跟你谈。”我遵嘱从西郊燕园乘公共汽车进城，找到中侨委。王明爱是菲律宾归侨，当时在中侨委文教司任职，参与中新社筹建工作。他见到我，开门见山地说：“中侨委正在筹建一个新闻机构，你在印尼喜欢写文章，愿意不愿意来工作？”我答道：“我回国的唯一目的是考大学。我有把握被录取，等我毕业后再说吧！”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就读4年期间，中新社曾经两次与我打交道。一次是中侨委在中南海召开全国侨务工作会议，中新社给我送来记者证。一天上午，我持证走进中南海，聆听何香凝主任作报告。另一次是中新社派金家环到北大找我，向我约稿。

　　1956年夏，毕业前夕。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罗列主任向我和同班的泰国归侨罗斌透露：“你俩分配到中新社工作。”事后，我才知道，罗列和中新社领导吴江是老战友。

　　我认识的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印尼归侨白国良，一年后也分派到中新社上海分社工作。

　　处处闪动归侨身影

　　我上班后，深深感受到：中新社从传达室到人事处，从采编部门到印刷厂，处处闪动归侨的身影，耳边不时响起带华侨腔的国语。中新社领导分我在广播部工作。当时，广播部设在宣武门新华社总社大院工字楼里，门口挂着“华侨广播部”的牌子，遇到外宾来访时，即将牌子取下，以免给外宾留下“中新社是官办的”口实。

　　我与泰国归侨郑伯涛，印尼归侨肖勰、王鹤寿同住一间集体宿舍，与菲律宾归侨黄素心大姐同在侨乡组，其他编辑组也有不少归侨，如越南归侨张式、黄艾华。我还听说印度归侨刘国勇在北大东语系印地语专业念二年级时，奉调到中新社广播部工作，令我钦佩。

　　说话带有浓重粤腔的越南归侨周毅之，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这不仅因为周的妻子傅冬是傅作义之女，当年为北平和平解放立功，而且她还是《人民日报》记者，他俩堪称“夫妻记者”。周毅之早年回国，先在新华社工作，以后调到中新社广播部。上世纪50年代，荣毅仁邀请新加坡工商界知名人士访华，周毅之采写了不同于“新华体”的系列稿件，被海外侨报广泛刊载，在新华社大院里也传为美谈。可惜广播部1957年搬到北新桥时，周毅之没有跟着过来。

　　然而，我在北新桥中新社大楼里，遇见更多归侨。经过我社在广渠门举办的新闻班两年培训的印尼归侨陈刚、何浪都分配在广播部工作。

　　在专稿部，我遇见曾经在巴城中学教过书的印尼归侨尤文贤和担任过巴中学生会主席的校友张瑞元。

　　在北新桥附近的马道胡同里，中新社印刷厂绝大部分职工，从厂长到工人，从铸字、排字到校对、印刷、装订，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归侨，并且绝大部分是泰国归侨。他们原是曼谷华文报纸《全民报》的员工，1951年该报被反共反华的銮披汶政府封闭后，举家回国，安排在中新社印制《中国新闻》。可以说，印刷厂是中新社归侨最集中的部门。

　　领导视归侨为“社宝”

　　我社归侨绝大部分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来社工作的，调查资料显示，1952年至1966年“文革”前，总社员工223人，其中归侨160人，占员工总数的72%。他们来自印尼、马来亚、新加坡、泰国、日本、越南、缅甸、菲律宾、印度、毛里求斯、美国。

　　记得张帆副社长兼总编辑在全社大会上讲话时，称我社归侨为“社宝”，表示要充分发挥他们的独特优势，精心培养他们，大胆使用他们。

　　中新社第一任驻外(日本东京)记者是日本归侨李国仁，随后又由另一位日本归侨杨国光继任。杨国光为两位台湾记者首访大陆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1963年，中新社首次派出记者团，由张帆同志率领，赴雅加达采访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我社5名记者中，白国良、何耕新、张茂新均系印尼归侨，外办干部、菲律宾归侨王澄枢，受廖公委派，以中新社记者名义，在菲律宾运动员和体育官员中开展工作。当时，中菲尚未建交。白国良采写的雅加达茂物公路自行车比赛特写，既报道比赛过程，又穿插沿途热带风光的描写。时任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沈定一称赞“这篇稿写得很有特色”。

　　上世纪60年代，中新社有两个专业机构——日本组和印尼组，清一色由归侨组成。

　　当时，中国与日本尚未建交。遵照廖公的指示，中新社组建清一色由日本归侨组成的“日本组”，他们每天抄收日本电台的日语广播，翻译成中文，出版《日本广播参考资料》，送外办和有关部门参阅。

　　1959 年， 印尼颁布《第9 号总统法令》，禁止华侨在县以下地区经商和居住，随即掀起对华侨实行逼迁的排华逆流。为了及时掌握印尼排华动向，中新社专门组建了一个“印尼组”，每天抄收印尼电台的印尼语广播，翻译成中文，出版活页资料，送中侨委及有关部门参阅。该“印尼组”由4位印尼归侨——林惠香、林必达、李顺辉、李兴业组成。

　　我作为一名归侨，相对而言，比较了解我社归侨，其中许多已经辞世，特以《中新社的归侨们》为题撰写本文，算是对我社归侨们的怀念吧！

　　(历史资料)

“民禁挡”禁得了抖音小红书，禁得了民心吗？******

　　台湾行政主管部门26日将讨论抖音等相关议题，发言人罗秉成日前表示，并不限于抖音，还将广泛性讨论大陆制APP，检视相关议题。

　　此言一出，岛内舆论哗然，直指这是台当局企图以“修法”手段进一步管制大陆软件，其实质是“逢陆必反”的政治操弄。岛内有识之士反问，“民禁挡”禁得了抖音小红书，禁得了民心吗？

　　“逢陆必反”是民进党当局的惯用伎俩

　　岛内媒体此前报道，除抖音、小红书外，台湾年轻人爱用的大陆APP还包括新浪微博、微信、淘宝、腾讯、哔哩哔哩、爱奇艺、百度百科和知乎等，通过这些软件获取资讯、交友聊天、丰富生活、购买商品等已成为台湾年轻人习惯的日常生活。

　　此番关于全面禁止使用抖音等大陆APP的讨论并非“创举”。此前，民进党当局已全面封杀淘宝、爱奇艺等APP。近日，民进党当局“数位发展部”将抖音和Tik Tok定义为“危害台湾资通安全”的产品，并下令禁止岛内公务机关使用。

　　针对各界关注管制范围是否会扩及民间，台当局行政主管部门称，禁止某个APP需要所谓“法律”授权，但是否有制定“法律”的必要、是否能达到封锁效果，都需要多方讨论与搜集资料加以研究，现阶段正在搜集各个国家及地区的立法资料。

　　对此，岛内媒体直言，民进党当局企图通过所谓“修法”谋求程序合理，对相关软件进一步加以限制只是时间早晚问题。民进党当局最害怕的就是台湾民众看到真实的大陆环境，看到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精彩日常。

　　封杀抖音致岛内民怨沸腾

　　抖音最初是诞生于大陆的一款短视频社交软件，由于新颖活泼的形式和丰富有趣的内容，深受包括台湾民众在内的全球各地年轻人喜爱。

　　Tik Tok从2018年起便在台湾设立运营团队，一上线迅速成为台湾地区下载量第一的短视频APP。台北大学教授郑又平日前在电视节目中介绍，目前抖音在台湾的用户数量至少有500万活跃用户，尤其在台湾初中生和高中生群体中非常受欢迎，抖音、小红书已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快乐源泉。

　　不仅如此，在为台湾民众带来欢乐的同时，抖音等软件也为不少乐于分享、创作的视频博主赚取了收益。

　　自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岛内经济愈发下行，通货膨胀愈发严重，失业率亦居高不下。面对民生困境，民进党当局拿不出强有力的政策促进就业，反而企图对如此受欢迎的APP禁用，无异于砍断岛内民众自谋生路的手脚。

　　岛内有识之士直言，民进党当局的相关举动让台湾年轻人真正看穿了意识形态挂帅的结果，只会为台湾年轻世代带来困扰，终将被民众彻底唾弃。

　　两岸民众走近走好势不可挡

　　早在今年3月，针对民进党当局炒作大陆通过抖音、小红书等散布虚假消息操作所谓“认知作战”，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就曾回应，民进党当局出于一党之私，蓄意阻挠破坏两岸民间交流，说到底是害怕两岸同胞走近走好，害怕台湾民众了解大陆的真实情况。

　　就在本月22日，台湾社交平台PTT掀起了一场年轻人爱用小红书、抖音的延伸话题。一名台湾高中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透过小红书、抖音看到的大陆，跟老人口中的大陆完全不一样”。此番言论引起广泛讨论，网友在数小时内留下了上千条留言。

　　有网友表示“‘仇中’的变老人了”“‘台独’老人是不是已经跟年轻人有代沟、隔阂，甚至是产生矛盾了？”也有人表示“新一代觉青不被绿媒洗脑”“台湾的政治也是，会把大陆丑化吧”……

　　显然，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岛内民众可以愈发便捷地了解到事实真相。同时，当越来越多的诉求被忽视、越来越多的谎言被识破，两岸走近走好、和平稳定发展的民意愈发成为主流。

　　正如台湾《联合报》日前刊发文章指出，两岸民间交流是自然自发形成的生态，不会因为一点小小的政治阻隔而消失，更不是民进党当局通过政治力量想阻隔就能阻挡得了的。

　　(中国新闻社微信公众号 记者 穆朗)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