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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近70小时印尼行的三个“特别”******

　　(近观中国)习近平近70小时印尼行的三个“特别”

　　中新社印度尼西亚巴厘岛11月17日电 题：习近平近70小时印尼行的三个“特别”

　　中新社记者 郭金超 梁晓辉

　　第十次开启“G20时间”、密集会见多国领导人、中印尼两国元首年内再次线下互动……时隔9年再访巴厘岛，习近平这次印尼之行，是中国最高领导人在二十大之后首次出访的首站。

　　从抵达到离开，习近平近70小时的印尼巴厘岛之行有三个“特别”，诠释着向未来的中国与世界。

当地时间11月14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努拉莱伊国际机场，应邀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这是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机场受到印尼对华合作牵头人、海洋与投资统筹部部长卢胡特，巴厘省省长科斯特等高级官员热情迎接。 新华社记者 申宏 摄

　　第十次参会，特别背景下的“G20时间”

　　这次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印尼巴厘岛峰会被认为是“全球经济在衰退威胁下的一次紧急救援”。

　　二十国集团不仅属于二十个成员，也属于全世界，G20的使命与全球百姓的日子紧紧相连。在峰会开幕的当天，联合国恰巧宣布“80亿人口日”到来。“80亿人口时代如何过上好日子？”成为人类对未来的惕厉和警醒。

　　这是习近平连续第十年出席或主持G20峰会。习近平在峰会的第一阶段会议讲话中，“发展”一词出现40次，是最醒目的关键词。他强调，“我们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发展问题。”

　　习近平在峰会上也再次提到全球发展倡议，呼吁推动更加包容、更加普惠、更有韧性的全球发展。

　　外界称，这也正找到了实现峰会主题“共同复苏、强劲复苏”最关键的驱动力。

　　中方倡议受到各方的积极回应。16日发表的G20巴厘岛峰会宣言亦指出，各国将采取协调行动，推进强劲、包容、韧性的全球复苏以及创造就业和增长的可持续发展议程。

　　客场中的“主场外交”，特别忙碌的代表团驻地

　　习近平此行是本次巴厘岛峰会的焦点。有外媒称，各国领导人争相与这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领导人面对面交谈。

　　近乎接踵而至的国际政要，让中国代表团驻地变得特别忙碌。有评论称，中方俨然于客场中寻找到“主场位”。

　　14日，中美元首会晤在G20峰会前夕率先举行。这是拜登执政后两位领导人首次面对面会晤，持续3个多小时，议题“覆盖了两国关系最重要的方面和当前最紧迫的地区和全球性问题”。全球瞩目这次大国间的“握手”，认为会晤释放出中美管控分歧的强烈信号。

当地时间11月14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 新华社记者 燕雁 摄

　　峰会开幕后，双边会见尤为频密。15日峰会第一天，习近平密集会见了8位前来出席峰会的外国领导人。

　　中共二十大后，中国将带给世界什么？机遇，成为习近平频繁提及的关键词。

　　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见时，他说，“将为包括法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新机遇”；在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会见中，他表示“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带来新机遇”。面对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他说，中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坚持高质量发展，将为包括西班牙在内的世界各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中国新发展，世界新机遇”，中国如是告诉世界。

　　密集双边会见中，有的是首次会见，比如韩国总统尹锡悦、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有的则是年内第二次会见，例如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结“新朋”会“老友”，中国代表团驻地的高热度，折射世界对中国的态度。

　　驶入快车道，特别可感的中印尼互动

　　“开始！”

　　随着习近平和印尼总统佐科下达指令，崭新的综合检测车缓缓驶出车站并逐渐加速前行。

　　这一雅万高铁试验运行的场景，是中印尼元首会谈前的一项特殊安排。作为印尼第一条高速铁路，雅万高铁既是中印尼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也是中国高铁首次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链在海外落地。

　　有评论称，与雅万高铁一样，中印尼命运共同体也正乘上“高速列车”，驶向命运与共的未来。

资料图为印尼雅万高铁建设现场。 中新社发 王增堃 摄

　　今年是中印尼关系高速发展的“大年”。7月，佐科访华，成为北京冬奥会后首位访华的外国元首。那次访问中，两国元首共同确立了共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的大方向。

　　此次会谈，习近平与佐科进一步就共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一致同意以明年中印尼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打造高水平合作新格局。

　　“中国愿同印尼相携相助、结伴同行。”会谈中，习近平的这句话，进一步传递了两国构建命运共同体“共进退、同发展”的温度。

　　印尼民众则会对此更可感。雅万高铁建成后，从雅加达到万隆，3个多小时变40分钟，不仅让民众出行提速，也助当地发展提速。中印尼为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互利共赢提供了样板。

　　17日，习近平的专机从巴厘岛起飞，目的地是泰国曼谷。在那里，他将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泰国进行访问。中国与世界的密集互动，仍将持续。(完)

多地调整烟花爆竹燃放政策 在规定时段规定区域可燃放******

　　多地调整烟花爆竹燃放政策 在规定时段规定区域可燃放

　　依法分类管理重在确保燃放安全

　　□ 本报记者 陈磊

　　2022年12月30日，辽宁省大连市政府发布《关于做好2023年烟花爆竹燃放管控工作的通告》称，控制燃放区域允许燃放时间为2023年1月14日、1月21日至1月28日、2月5日，每日7时至23时(除夕不限时)。

　　在此之前，《上海市公安局关于加强2023年春节期间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的通告》对外发布称，上海市外环线以外区域，除了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场所之外，不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北京市通州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致通州区全体市民的一封信，其中提到，“在北京环球度假区限定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须经公安机关许可”。

　　更早些时候，山东省东营市、滨州市也明确，春节期间在部分区域和个别时间段可以燃放烟花爆竹。

　　有媒体统计，随着群众呼吁松绑烟花爆竹“禁燃令”之声增多，目前已有多地调整烟花爆竹燃放政策，即在规定时段、规定区域可以燃放烟花爆竹。

　　2023年1月3日，广东省珠海市政府发布关于废止《珠海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由各区政府、经济功能区管委会依据上位法，自行划定烟花爆竹的燃放区域、时间及允许燃放的种类，并向社会公布。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各地更为普遍的做法是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比较行政法研究所所长杨建顺解释说，对于烟花爆竹，政府进行规制有其历史必然性。目前各地通行的“禁燃令”就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起初，政府考虑到人们的接受程度，根据安全原则，试行“限燃令”，即在一些城市进行限定燃放区域和限定燃放时间的试点，在人们逐渐适应“限燃令”之后，再施行零燃放的“禁燃令”。

　　杨建顺认为，从“限燃令”演变为“禁燃令”后，立法者所预留的特殊处理规则被忽略了，这种“一刀切”的零燃放措施，实际上将传统习俗之燃放烟花爆竹归为彻底禁止之列。时间久了，过春节静悄悄了，年味儿也淡了些，难免引发人们非议。

　　在杨建顺看来，目前多地允许规定区域、规定时间内可以燃放烟花爆竹，实质上就是对向往“人间烟火”的民意民情的回应，也是对规制烟花爆竹相关法规的贯彻落实。如此回应民众呼声的做法，体现了法规所规定的“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综合施策、分类管理的理念，有助于弘扬春节燃放烟花爆竹等传统文化民俗，增强“烟火气”。

　　河南农业大学政策法规办公室副主任张帅梁教授分析称，多地调整烟花爆竹燃放政策的背后，是对我国绵延上千年过年仪式中燃放烟花爆竹传统的回归和文化的传承，是回应群众过年期间期待平安健康的精神需求的回应，也是基于对我国燃放烟花爆竹带来的环境污染与安全事故不断减少、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客观认识，更是对作为我国重要产业和就业领域的烟花爆竹行业发展的支持。

　　在张帅梁看来，民有所呼，政有所应。虽是能否燃放烟花爆竹的“小事儿”，但也是群众向往美好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各地对“禁燃令”的松绑，有效地解决和回应了群众诉求。同时，这也是对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落实。

　　目前，我国关于燃放烟花爆竹的法律规定，主要是大气污染防治法。该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城市人民政府禁止的时段和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在法规层面，《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确定限制或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地点和种类。

　　这意味着，法律法规赋予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决定在本行政区域是否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权力。

　　杨建顺分析认为，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以烟花爆竹限制燃放的制度为背景。法律法规的这种授权规定体现了科学立法的精神，遵循了各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管理理念。特别是《烟花爆竹管理安全条例》设置的授权规定，较大程度赋予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裁量判断余地，目的在于确保各地“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灵活机动地作出科学安排和部署，避免“一刀切”式的生硬施策。

　　杨建顺说，这就需要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切实做好调查研究，全面、准确、客观、适时把握“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依法决策、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作出“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决策、决定和举措，让人民群众在安全保障举措支持的背景下，告别零燃放的“无菌社会”，充分体味烟花爆竹等传统文化民俗的滋味儿，欢欢喜喜迎除夕、过春节、闹元宵。

　　张帅梁说，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地域辽阔，省域、市域、县域各有不同情势，经济社会发展存在不平衡之处，各地亟待解决的问题与需求也不尽相同。投射到立法领域，就需要在维护国家法治统一的基本前提下，允许地方在一定范围内因地制宜，因应施策。

　　“是‘禁’是‘限’，需要各地根据环境质量、财产安全、百姓诉求等因素的现实情况，以及解禁后可能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与风险事故等进行有效研判，并在此基础上作出科学合理的规制。”张帅梁说。

　　那么，具体来说，各地针对烟花爆竹管理如何把握“禁”“限”边界呢？

　　杨建顺认为，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仅是“限放”和“禁放”的问题，而且是烟花爆竹的生产、经营、储存、运输、邮寄和燃放的全过程安全保障问题。这就要求各相关主体严格按照《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对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和燃放等各个环节的规制要求，切实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预防爆炸事故发生，保障公共安全和人身、财产的安全。

　　他呼吁，就烟花爆竹燃放这个环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合理地运用好法律法规所赋予的“限放”和“禁放”的裁量权，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确定限制或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地点和种类。

　　他建议，一般而言，要行使好该裁量判断权，可以参考把握如下标准：城市区域倾向于禁放，农村区域倾向于限放；人员聚集密度大的区域应当禁放，人员稀少非聚集性的区域倾向于限放；高楼大厦密集区域应当禁放，非高层建筑的区域倾向于限放；威力大的烟花爆竹倾向于禁放，威力不大的烟花爆竹倾向于限放。至于“高危险性烟花爆竹产品”，宜从生产环节把好规制关等。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也查处并公布了多起违法燃放烟花爆竹案件。例如，2023年1月1日1时许，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分局广化派出所发现并查处一起违规燃放烟花爆竹案，现场查处9名违法行为人，依法对他们进行行政处罚。2023年元旦以来，天津市公安局宁河分局共查获非法储存烟花爆竹案件13起，违规燃放烟花爆竹案件7起。

　　对此，张帅梁认为，放松“禁放”，不等于完全解禁。在放松“禁放”的地区，人们有燃放烟花爆竹的自由，但这种自由是有边界、有限度的。边界就是相关地方法规与规章确定的燃放时间地点与幅度，限度就是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他人合法权益。因此，违反规则、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应当受到相应的处罚。(法治日报)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