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朔尔茨(左)和默克尔。
以下是对话全文摘编:
彭大伟:您如何看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桑德施奈德:哈佛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在他近年出版的著作里讨论了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这实际上在全球历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中国的崛起其实是一个完全正常的过程,试想当一个国家有着14亿人口和如此广阔的面积,且在40年时间里年平均经济增速达到两位数时,那么在40年后,没有人会对其将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和军事能力感到惊讶。
任何一国倘若陷入同中国的持续对抗之中,都不会符合其自身的利益,我们都将从中受害。始于特朗普、被拜登所承袭的一个“魔咒”是“脱钩”,这意味着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相互解除联系。这种做法将令德国企业陷入一个几乎无法解决的“二选一”困境——究竟应该专注于中美哪一个市场?因为制裁而不得不疏远哪个市场?因此,如何妥善处理对华关系,是关系到德国企业生死存亡的问题。
最近一些日子里,当考虑到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地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同中国谈论“价值体系”又该从何谈起?在这些地方,我们试图通过武力将西方的价值体系贯彻到政治当中,最终却以惨败告终。这些事件令人惋惜的结果是,与中国对西方的批评相比,西方自己对自身价值体系造成的破坏要大得多。这就是西方“价值观外交”的陷阱,我们的公信力严重受损。
彭大伟:您如何看待中美双方近期改善关系的尝试?这对中德和中欧关系意味着什么?
桑德施奈德:对话本身就已经很重要,对于避免军事摩擦很重要。中美之间的对峙状态并未消失,但双方已经开启了对话,这是较长时间以来的首个积极信号,因此非常重要。
2021年10月28日,第400家德企签约落户江苏太仓。太仓市委宣传部供图帕拉特:一方面,中国已是一个德国和欧洲绕不开的全球经济大国;另一方面,西方在人权和价值观等问题上对中国有着强烈的指责。德国如何能够在这种紧张的环境下仍维持良好的对外政策?
桑德施奈德:我不会以一种指手画脚的方式给中国提出建议,不会一味地说“中国没有做我们期待他做的事情”,而是试着为中国的政策提出建议,让中国能够做得更符合自身利益。
中国可以从美国那里得到的启示是,应该经受得住一部分批评,同时以建设性的态度应对这些批评,至于另一部分批评,应当反击时当然就要反击。但总的来说,承受批评是一个全球性大国必须要习惯的事情。
另一方面,西方又应该如何改善其对华政策呢?首先,我对中国有超过40年的观察,我们最大的问题出在预期管理。我的一些美国同行40年来都没有改变过他们的做法。而当发现中国没有“照办”,他们的反应当然是愤怒,甚至有一些沮丧。不管西方喜不喜欢,或者觉得是否达到其预期值,中国去维护其自身利益都是完全正当的一种权利。这就意味着预期管理是西方处理与中国关系时的一大挑战。
第二个问题则是对华政策的内政化。当政治人物批评中国“侵犯人权”“盗窃技术”“市场准入”等时,很容易在其国内博得叫好声,但这却与其批评的内容没有联系。我们并没有付出和中国的体量相称的努力去理解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这也就造成了我们围绕中国的讨论所具有的特点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傲慢。我们认为我们的价值体系和政治体系对中国也是适用的,但中国并不接受这一套。在中国国内政治的语境下,西方多年以来的这种傲慢让人想起了历史上曾遭受的屈辱。
如果要寻找到一个概念,其能够简要地概括一种多维度、而不是非黑即白的对华政策的话,我想引用我十分尊敬的德国前驻华大使施明贤(Michael Schäfer)的话,他对中国有着非凡的理解——“平等而充满尊重的对话”。除了对话,没有其它选项。制裁是备选项吗?我想不出西方出于各种理由对中国实施的制裁中,有哪一次最终达到了其最初设想的目的。
德国和中国明年将迎来建交五十周年。1972年时,没有人想象得到,德中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关系能够达到近几年的水平。希望最终来自于双方的善意,来自于相互学习的意愿,这样方能成功化解棘手的挑战。
帕拉特:为何西方很多人担心“随着中国在全球的经济扩张,政治影响力也随之增长”,您认为这一影响力有多强?西方民主现在需要被“保卫”吗?
桑德施奈德:民主当然需要保卫,但是保卫民主时需要更加自信。要说明这一问题,围绕孔子学院的争论就是很好的例子。据称中国正试图“向西方社会施加巨大影响”,孔子学院就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潜水艇”之一。这么说真的对吗?好吧,或许可以说,“孔子学院被赋予的使命是向世界展示一个正面的中国形象”。但这是中国独有的做法吗?并不是。德国的歌德学院在做什么?德国的各大政治基金会又在做什么?德国发展援助机构GIZ做的又是什么呢?
一个国家试着尽可能去展示其正面形象——这在全世界范围内是最正常不过的一种做法了。美国这么做,欧洲也这么做,现在中国也在这么做。我们不该为此批评中国。质疑者在此过程中暴露了对自身价值观吸引力的不自信。说到这里,我又想回到施明贤的那句话,必须要以充满尊重的方式进行对话。
当地时间8日上午,德国联邦议院正式选举社民党总理候选人朔尔茨为新一届德国总理。帕拉特:您如何看待德国未来几年的外交政策?
桑德施奈德:从很多角度来看,德国外交政策无疑都处在一个重大的变动期。首先是跨大西洋关系的变化,我们已经看到了美国外交政策最新的走向,欧洲已经不再是美国最核心的盟友,拜登在做决定前甚至都不问一问欧洲——无论是巴黎还是柏林,这给德国和欧盟的外交政策带来了一种震撼效应。其次,欧盟内部也存在着迷茫。我们有对外行动部门,但缺乏一个外交政策;我们有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但没有人会真正宣称“欧盟有统一的外交政策”。因此德国外交政策面临巨大的挑战。
中国是一种贤能政治。一名官员如果无法证明其具备相应的能力和经验,是没有可能当上中国外交部门的负责人的。在这一方面,中国是结果导向性的。而在德国,如果一场政府组阁谈判赶上了错误的时间节点或是不理想的情形,是可能推出一位毫无外交经验的外交部长的。中国不会出现这样的事。这样的事对德国外交政策不会带来益处。
【乌镇声音】周鸿祎:没有攻不破的系统,未来要做到安全先行****** 近日,2022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在浙江乌镇举行。峰会期间,360集团创始人周鸿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数字化发展,未来基本上所有问题都是基于数字化发展,软件里漏洞不能全部消除,必然导致“没有攻不破的系统”。“这种情况下,发展与安全应该并重。未来随着数字化发展,原来安全可以忽视或延迟一步,但未来安全要先行。” 记者:工信部数据显示,截至9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发展蜂窝物联网终端用户17.45亿户,已超移动电话用户数6586万户。怎么看待物联网用户超过了移动用户而产生的安全问题? 周鸿祎:这个趋势一点都不惊讶。物联网设备不仅数目众多,而且都是无人值守的设备,可能是7×24小时在用。所以,物联网的数目可能是手机、电脑等加起来的一百倍以上。这个时代一定会来到,只不过是快和慢的问题。 物联网时代带来的安全挑战非常大:第一,每个物联网设备都是基于软件定义,所以物联网设备里也有很多漏洞;第二,物联网设备万物互联,可以把虚拟世界和物理世界连在一起,但反过来使得所有在虚拟世界里的攻击都会变成物理世界的伤害;第三,物联网设备数目众多,而且很多物联网设备都是通过5G链接、没有边界,过去想通过边界防护的方法也不可能了。 事实上,传统网络安全行业缺乏主动设计的碎片化思路已不再适用。因为总不能再给每一台物联网设备都配防火墙、装杀毒软件,这是典型的刻舟求剑的思路。所以,这就需要用新的顶层设计、新的方法来解决。其实,在物联网时代,只要通过足够多的数据探针,把在物联网设备上产生的安全流量、安全事件都汇总到一个中央大数据平台,从全网的维度进行集中研判、分析。在某个物联网设备被攻破之后,能够快速地看到,而且能够快速地应对。 记者:前段时间,西北工业大学遭遇黑客攻击。类似情况应该如何应对? 周鸿祎:这种国家级攻击主要危害有两种:一是偷窃情报和数据,导致很多老百姓个人隐私泄露,又卖到暗网上,导致很多欺诈集团利用这些数据,给老百姓带来“切肤之痛”;二是国家级攻击瞄准对象是国家关键基础设施,比如,水电气、城市交通、能源、金融、教育、医疗等。 记者:后疫情时代,互联网发展前景如何? 周鸿祎: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并不矛盾。它是要用数字化对实体经济进行改造,改造完以后实体经济也可以称为数字经济。这就意味着,传统的行业不要老去内卷或过度竞争、躺平,而是想一想如何用数字化进行流程再造、商业链条再造,从而产生创新的业务模式,这就意味着所有行业都值得用数字化再做一遍,这里就有巨大的机会。 记者:现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在发展信创产业。如何避免同质化竞争? 周鸿祎:信创产业非常重要,它是要把很多IT技术架构,从底层CPU主板内存硬件,到操作系统以及各种应用办公软件,都能实现国产化,防止将来在供应链上被其他国家“卡脖子”。所以,现在各地都在做不同的信创平台,这是非常有必要的。信创本身解决了一部分安全问题,至少解决了别人在供应链里利用给操作系统布设后门的问题。但信创同样面临着数字安全挑战,因为里面代码无论是利用开源代码修改,还是自己撰写代码,都会存在一些漏洞,有漏洞也一样会被人利用。所以,要保证信创体系应用软件操作系统安全,也需要建立起类似360安全大脑的这种大数据分析体系,能够把信创系统、信创设备中可能的安全攻击捕捉到。(记者 李政葳 刘昊)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