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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斯诺克：赌博阴影笼罩下的“贵族运动”******
中新网北京1月6日电 题：黑白斯诺克：赌博阴影笼罩下的“贵族运动”
记者 邢蕊
2023年伊始，在新年的喜悦中，中国斯诺克却遭遇集体式“塌方”。
中国台球协会短时间内发布大量禁赛公告1月3日，世界台联发布公告称，因涉嫌操纵比赛结果，暂停中国球员赵心童、张健康参加世界斯诺克巡回赛的比赛。随后，中国台球协会跟进，停止赵心童、张健康所有国内台球比赛资格。加之此前被通报的颜丙涛、鲁宁、李行、赵剑波、白朗宁、常冰玉、梁文博、陈子凡，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内，10名中国斯诺克选手因涉嫌赌球，被世界台联和中国台球协会禁赛。
这10名球员中，既有现阶段世界排名第九的赵心童，也有被看作丁俊晖接班人的“00后”小将颜丙涛，更有驰骋赛场多年的中坚力量梁文博。虽然事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最终处罚结果尚未出炉，但这摞针对中国球员的罚单，将对斯诺克在国内的发展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
还记得20年前，人们对于台球的看法还停留在玩物丧志的阶段。灯光昏暗、烟雾燎烧的台球厅里，留着小分头，身穿紧身裤，脚踏尖头皮鞋的“精神小伙”曾是这项运动的主要受众。随着丁俊晖的横空出世，台球运动在国内逐渐摆脱了“低级趣味”、“不健康”的标签。在这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孩子走上了职业斯诺克的道路。
球桌上，21只目标球中黑球分值最高。为了追求胜利，球员们绞尽脑汁将黑球击入袋中。球桌上，在始于白、终于黑的碰撞中，无数纪录应运而生，无数名将脱颖而出。然而球桌下，金钱的诱惑令这项绅士运动也逃不过被操纵的命运。当风波之声不绝于耳，曾风靡一时的斯诺克还能否找回昔日的辉煌？
资料图：颜丙涛手捧冠军奖杯庆祝。(新华社发 本杰明·摩尔 摄 图片来源：新华网)被假球“绑架”的贵族运动
斯诺克与网球、高尔夫、保龄球并称为四大贵族运动。翻开斯诺克的起源发展史，历代英国贵族们重叠交织的身影跃然纸上。然而，就是这样一项以优雅、端庄著称的运动，却始终摆脱不了赌球的阴影。
自1968年世界职业台球和斯诺克协会(“世界台联”)成立以来，大量斯诺克球员因涉嫌打假球而被调查乃至禁赛。其中最令人咋舌的，当属苏格兰“巫师”约翰-希金斯的赌球事件。
2010年，英国媒体公布了希金斯及其经纪人帕特莫尼的一段视频，其中显示希金斯参与了一桩见不得人的肮脏交易。为了约30万英镑的现金，希金斯嬉皮笑脸地承诺会“非常自然地输掉四场比赛”。
视频曝光后随即在台坛引发了“大地震”。然而耐人寻味的是，经过调查，希金斯并没有被认定为参与赌球，逃过重罚的他最终只被禁赛6个月。
资料图：希金斯在比赛中。无独有偶，2013年世界台联又宣布，天才球手斯蒂芬-李因至少参与了7场假球比赛，被处以4万英镑罚款、禁赛12年的处罚。除了这两位知名球员外，昆汀-哈恩、里奥-费尔南德斯、杰米-琼斯等人，身上都背负着赌球污点。
甚至被誉为“现代斯诺克之父”的乔-戴维斯，坊间也有他与博彩公司“合作”的传言。
当然，对于乔-戴维斯时代的造假现在已很难考证。但这从侧面说明，在斯诺克的世界里，赌球似乎稀松平常。
“火箭”奥沙利文就曾说过：“斯诺克运动中有多人参与打假球，而斯蒂芬-李只是不幸被抓的一位而已。”
肖恩-墨菲社交媒体截图。前世锦赛冠军肖恩-墨菲也在日前的采访中透露，多年前从世界台联董事会辞职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了解了太多媒体和公众不知道的信息：“我对某些受到纪律调查的球员的情况了解得太多了。对我来说，世界非黑即白。但这些年，世界变得灰暗，我们已经从老式的黑白世界观变成了一种相当不透明的世界观。”
一方面，墨菲对于赌球深通恶绝，他认为一旦球员涉嫌操纵比赛的行为被证实，那涉赌球员应该受到终身禁赛的处罚。但另一方面，对于自己掌握的“内幕”，墨菲并没有选择公之于众。
现阶段世界排名。图片来源：世台联网站截图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如果一定要为斯诺克界的“赌球传统”作出解释，那经济因素无疑是使大量球员误入歧途的潘多拉魔盒。
上世纪90年代，斯诺克也曾有过“不差钱”的辉煌。不过，自从2002/2003赛季欧盟不允许烟草商赞助体育赛事后，斯诺克就开始走下坡路。最直接的表现还是钱，斯诺克运动的奖金并没有随经济发展而水涨船高。
作为斯诺克界影响力最大、知名度最高的赛事，上赛季世锦赛冠军的奖金仅为50万英镑。这和网球、高尔夫等赛事中动辄数百万的奖金形成鲜明对比。如果是初出茅庐的小将，或是巡回赛中排名较低的球员，参赛获得的收入根本无法支撑他们日常生活中训练和外出比赛的费用。
斯诺克并不是回报率很高的职业，这一观点已经成为业内的共识。奥沙利文曾经多次坦言，打斯诺克不赚钱，并且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追随自己的脚步：“困在室内一杆杆击球，以此谋生是浪费生命。”
当投入和收获不成正比，一些球员为了收益，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资料图：梁文博在2017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比赛中生存还是毁灭？
作为与网球、高尔夫齐名的运动，曾经风靡一时的斯诺克，在形形色色的项目纷纷逐鹿世界体育天下的背景下，难掩没落的窘境。前世界台联主席巴里-赫恩曾表示：“市场变了，娱乐方式也变了，可斯诺克没变，还是那样‘端庄正派’。”斯诺克所代表的文化，正在离年轻人越来越远。
为了改变颓势，世界台联也做出过多种努力。比如试图加入奥运大家庭，以及开拓中国市场。
最近几年，中国斯诺克新星频出，也曾有大量斯诺克赛事在国内举办，这项运动在中国的发展步入快车道。然而，此次多名中国选手深陷赌球风波，似乎又浇灭了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
沉疴还需猛药医。世界台联主席弗格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不会惧怕禁赛人数给斯诺克带来不好的影响。无论是谁，只要参与其中，我们都会严查到底，他都必然会受到应有的惩罚。”
不过，禁赛只是手段不是目的。要想拯救斯诺克，世界台联或许需要拿出更大的诚意，比如完善排名机制，想方设法提高球员待遇。在生活的压力面前，仅靠热爱的坚持很难持久。只有让运动员看到更光明的未来，才能留住真正热爱斯诺克的人。(完)
中新社70年丨范长江之子范东升的“梦之旅”****** 不经意间到了怀旧的年龄，回顾平生，有两件事特别感到庆幸： 一是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上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从此改变了一生命运； 二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成为中新社麾下一名新闻记者，因而有幸亲眼见证了改革开放给祖国大地带来的沧桑巨变。 重回塞外故地恍如隔世 在中新社做记者期间，有一次采访活动特别令人难忘：1997年正值内蒙古自治区成立50周年，7月中旬我们一行四人驱车前往呼和浩特、包头两市以及土默特左旗、武川县等地采访。 我本人有很深的“内蒙古情结”。 1936年我的父亲范长江先生作为《大公报》记者到绥远(今内蒙古地区)进行战地采访，随后写下《塞上行》一书。 30多年过后，1968年我与成千上万名北京男女知识青年一起到内蒙古插队，在那里度过8个春秋。我以中新社记者的身份再访内蒙古，差不多又一个30年过去了，重回塞外故地，真有恍如隔世之感。  ▲范东升重走《中国的西北角》之路留影那一年我17岁，被分配到土默特左旗塔布赛公社帐房大队落户。塔布赛村正是自治区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乌兰夫的家乡。 在1971年底我离开农村，又到呼和浩特市一家小厂当了5年学徒工。当时正处在“文革”时期，我也和其他北京知青一样，第一次备尝贫困疾苦的味道。 这里农村的贫穷落后远远超出城里人的想象。 农民的住宅都是用土坯搭盖的，整个村落一眼望去一片土黄。这里在严寒的冬天气温可降至摄氏零下二三十度，但很多人家连玻璃都买不起，只是在窗框上糊一层窗纸或旧报纸。 室外冰天雪地，室内也同样寒气透骨，却没有任何现代意义上的“取暖设备”，一般就是一家老小围坐在由做饭余温烘热的炕头上捱过寒冬。 村里刚刚通上电，但是许多老乡为了省电钱，吃了晚饭就上炕睡觉。挑灯夜读要算是知青们特别“奢侈”的一种“夜生活”了。 由于时常断电，于是买几两煤油倒在墨水瓶里，在瓶盖上打一个洞，穿上一根棉线做灯芯就是“煤油灯”。 “马莲滩上盖起游乐场” 此次专程回到土左旗采访，发现20多年来这里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我带领记者团一行驱车沿刚刚建成通车的察素齐—塔布赛县道“回娘家”，只花了半个多小时。回想当年村里的知青去一趟旗里，沿60里的土路常常步行要走一整天。  ▲范东升带领记者团队采访帐房村里一幢幢“四角落地”(即墙的四角砌有砖柱)式或全砖木结构的住房取代了昔日的土坯房。 老乡们谈起现在的生活变化，不住地说：“好了，都好了！比你们在时强多了！”帐房的乡亲从过去以粗粮为主改为吃白面、大米为主，莜面反成了稀罕物，爱吃莜面的，还要到出产莜面的武川县买回来。 老乡家里，收录机、电视机已不新鲜，富裕人家购置了手扶拖拉机或小四轮拖拉机，有的甚至拥有汽车。 旗政府所在地察素齐镇已经由一个“大村庄”，发展成了一个百业兴盛、市容井然的塞外新城。 我们采访土左旗云中义旗长时，他如数家珍地用一连串惊人的统计数字来介绍改革开放以后土左旗的飞跃发展。 土左旗已陆续兴建金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哈素海旅游开发区和白庙开发区。其中哈素海约有30平方公里，风光秀丽，已开发成为一处新的旅游避暑胜地。 我不由得清晰记起自己在梦境中吟出的两句诗：“几回回梦里回帐房，马莲滩上盖起游乐场……”。 历史与现实的对照 刚刚离开麦菽飘香的土默川平原，我于8月上旬又应台湾海基会的邀请，参加中国记协的大陆期刊代表团访问祖国宝岛台湾。 在10天环台岛访问期间，随团沿高速公路从台北市出发一路南行，过台中市，观日月潭，登阿里山，访高雄港，再自西向东飞越中部山脉，到台湾东部的花莲市采访之后，意犹未尽地返回台北。 此次仲夏的两地采访活动，对我来说可称为梦幻般的旅程，历史与现实的对照，祖国大陆与台湾经济状况的比较，令人感慨万端。 在采访活动结束之后，我写下长篇纪行《梦之旅》连载于《华声》杂志。 台湾地区有“亚洲四小龙”之一的称誉，而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的经济腾飞尚处在初期阶段，与台湾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有比较明显的差距。 我在文中这样写道：“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祖国大陆正以同样迅疾的步伐，以更加宏大的规模开始经济起飞，很有可能创下世纪之交的新的中国奇迹。” 20多年前我在文中做出的预言，今天已经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当年我父亲笔下的那个内忧外患、饿殍遍野的旧中国早已一去不复返。  ▲范东升参加新闻文风改革暨“中新风格”学术研讨会 中新社记者 富田 摄作为新中国的新闻工作者，能够亲眼观察在改革开放中祖国人民拼搏奋进的历史进程，亲手记录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辉煌业绩，我感到无比的幸福和自豪。 作者：范东升(中国新闻社原编委会成员) 原文刊登于中新社《离退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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