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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彩神ap玩法2022-02-24 17:48

深耕齐鲁人文沃土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深耕齐鲁人文沃土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访山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白玉刚

　　党的二十大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战略部署，作为文化大省的山东，如何发挥齐鲁文化资源优势，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作出贡献？近日，山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白玉刚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这彰显了我们党高度的文化自觉、坚定的文化自信、强烈的文化担当。”白玉刚说，山东是文化大省，有着“人文沃土可以深度耕作”的比较优势，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扛牢使命责任，深耕人文沃土，大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加快建设新时代文化山东、美德山东、信用山东，以“走在前”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山东时，发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做好文化‘两创’工作，山东肩负重大责任。党的二十大把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重要内容，强调‘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这体现了新的更高要求。”白玉刚表示，我们要立足新时代新征程，紧紧围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谋划文化“两创”，紧紧围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推进文化“两创”，紧紧围绕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落实文化“两创”，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鲜明特征。”在谈到“两个结合”时，白玉刚认为：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让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既扎根中国实践的沃土，又贯通中华文明的根脉，更具中国特色，更加根深叶茂，更富生机活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文化“两创”的范本和教材，我们要深学细悟，从中强自信、明方向、学方法，更加自觉主动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推动文化“两创”不断走新走深走实。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方针原则和实践路径，从五个方面作出一系列新部署新要求。”在谈到党的二十大关于文化战略新部署时，白玉刚说了“五个聚焦”：聚焦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鲜明提出“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性质和战略定位；聚焦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融入社会发展、融入日常生活”；聚焦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要求“推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聚焦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出“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聚焦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强调“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白玉刚认为，这五个方面各有侧重又相互支撑，既有顶层设计、又有落实抓手，既部署“过河”的任务、又指导“桥”和“船”的方法。

　　结合山东实际，白玉刚说，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山东历史文化底蕴深厚，革命文化波澜壮阔，民俗文化丰富多彩，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精彩纷呈，齐鲁文脉的赓续与中华文脉的形成发展始终紧密相连、同向前行。

　　“山东是人文沃土，历史文脉源远流长、学术思想根深叶茂、圣贤名哲人才辈出、古籍典藏丰富厚重、遗存遗址广泛众多、红色文化资源富集、民俗文化丰富多彩、文化标识鲜明突出、道德积淀引领新风、海外人文覆盖广泛。”说起齐鲁文化资源的比较优势，白玉刚如数家珍，“可以说，山东具备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基础、优势和条件。”

　　从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到引领新风的美德传承，白玉刚分析说，山东人骨子里刻着厚道、诚信、好客等传统美德基因，广为传颂的道德典故众多。革命年代，孕育诞生了“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等不同时期，各行各业都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比如王杰、孔繁森、朱彦夫、王伯祥、张瑞敏、许振超、王传喜等等，成为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引领社会文明风尚的示范力量。

　　脚踏这方人文沃土，如何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谱写文化山东的新篇章？白玉刚表示，这是一个必须回答好的重大时代课题，近几年来，我们聚焦打造文化“两创”新标杆，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阐释、交流互鉴、空间展示、涵育时代新人、赋能文化发展、全方位传播、人才引育等七个方面聚力突破，推动文化“两创”全面起势、取得积极成果。

　　白玉刚说，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的新部署新要求，山东要深耕人文沃土，加强系统性谋划、一盘棋布局和整体性推进，以重点工作突破带动文化“两创”提质增效。一是以挖掘呈现“山东文脉”为抓手推进文化“两创”，加强考古挖掘研究和文物保护利用、古籍整理编纂、文化记忆记录、文艺精品创作等，组织编纂《齐鲁文库》，更深入推进学术研究和转化应用。二是以建设中华文化体验廊道为抓手推进文化“两创”，深化细化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以快进慢游、活态展示为特色，打造沿黄河、沿大运河、沿齐长城、沿黄渤海四大文化体验廊道和沿胶济铁路文化体验线，构建国家文化公园引领、文化交通线贯穿、文化体验廊道示范、文化片区支撑、全域文化“两创”和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新格局。三是以融入日常生活为抓手推进文化“两创”，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互融通，倡树“自律助人、孝老爱亲、诚信利他、节俭绿色、共建共享”的美德健康新生活，实施学校、家庭、社会、网络、心理等全环境立德树人，加强以诚信文化为基础的美德山东和信用山东建设，提升“厚道齐鲁地、美德山东人”形象。四是以实施重点产业项目为抓手推进文化“两创”，一手抓“山东手造”，突出时尚化、生活化，加快培育产业集群，让传统手艺在手造中更好弘扬；一手抓“山东智造”，办好数字文化应用产品交易大会，培育壮大网络视听产业、沉浸式光影秀等行业“蓝海”，力争形成更完备的产业链条。五是以论坛研讨和人文综合展示为抓手推进文化“两创”，做强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举办泰山论坛、黄河文化论坛、大运河文化论坛、海洋文化论坛、红色文化论坛等，以论坛促研究、促交流、促展示、促中华文化“走出去”。六是以人才引育为抓手推进文化“两创”，建立“顶层立事、以事找人、人随事走、事成人就”人才工作机制，为文化繁荣发展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白玉刚表示，文化“两创”是系统工程，山东将统筹协调各方力量，一年一年抓下去，一件事一件事做下去，争取每年有标志性成果，不断累积成势，更好为铸就新时代文化辉煌贡献山东力量。

　　（本报记者赵秋丽李志臣冯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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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尹仑：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

　　中新社昆明12月14日电题：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

　　——专访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尹仑

　　作者陈静

　　全球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往往也是文化多样性富集地区。中国是世界12个生物多样性大国之一，文化多样性亦非常丰富，56个民族创造了众多保护和利用生物物种资源的传统知识。这些传统知识不仅有巨大的商业与经济价值，还对生态安全屏障和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意义。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举行之际，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土著与传统知识专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尹仑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探讨中国各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的传统知识”等议题。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什么是传统知识？中国民族传统知识中蕴藏了哪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智慧？

　　尹仑：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定义，传统知识是指在长期的经验基础上形成的、适应地方文化和环境的知识、创新和实践。它属于集体，可以通过书面形式代代相传，也可以通过歌曲、传说、谚语、信仰、习惯法和土著语言表达。

　　在中国生态环境部2014年发布的《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分类、调查与编目技术规定(试行)》中，传统知识被划分为五个类别，分别为：传统选育农业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传统医药相关知识、与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相关的传统技术及生产生活方式、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文化、传统生物地理标志产品相关知识。

　　例如，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当地藏族民众形成了以神山卡瓦格博(云南最高峰)为核心的传统信仰体系，这一神山信仰体系包括周边的300多座神山。村民相信神山上包括动植物在内的一切都属于神山，是不可侵犯的，如果擅自猎取或采伐，将惹怒神山，用暴雨和泥石流对村庄进行报复。在此基础上，当地藏族民众形成了禁止在神山砍伐树木，盗挖药材，污染泉水、河流和湖泊等相关传统习惯法。这些传统习惯法在客观上保护了神山及周围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资源，形成了事实上的自然保护区。

游客在观景台欣赏梅里雪山美景。李嘉娴摄

　　再以传统选育和利用农业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为例。生活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基诺山的基诺族，从事以陆稻种植为主的轮作农业。当前，基诺族的轮作农业中保存着陆稻品种96种，根据其成熟时间和特点，划分为早熟品种16种、中熟品种35种、晚熟品种20种、糯稻品种25种，并在不同海拔高度和气候条件的土地上，按照不同年份种植不同品种，以追求粮食产量最大化。通过长期积累的认知经验和知识，保护和促进了基诺山陆稻品种的多样性，并进一步孕育了当地以陆稻种质资源为代表的农作物遗传多样性。

　　可以说，中国各民族传统知识在客观上保护了当地生物遗传资源的多样性，使这些地区成为保存和利用生物多样性遗传资源的“基因库”。这一“基因库”富有生命力，处于动态的变化和发展中。

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工作人员在安装红外相机，用于监测拍摄野生动物。该保护区是最大的生物物种基因库。陈骥旻摄

　　中新社记者：对于中国和世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传统知识起到何种作用？

　　尹仑：传统知识在自然保护中的价值与作用，受到了COP15的重视。《昆明宣言》的17条承诺提到：“加强和建立有效的保护地体系，采取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和空间规划工具……认识到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权利并确保他们充分有效参与。”

　　中国各民族生活在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中，包括森林、沙漠、高原、冰原、旱地、海滨等，世世代代积累形成了与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知识，并随着生态环境与社会文化的变迁不断发展和创新。

　　传统知识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发挥什么作用？以传统知识中的生态习惯法为例，不仅有通常理解的、直接对动植物进行保护的传统信仰和行为准则，也有对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进行分类、储藏、有效利用、综合管理、惠益分享和促进发展的传统知识和技术实践。

　　因此，对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而言，传统生态习惯法不只是单一的保护准则，更是一个综合治理体系。例如地处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澜沧江大峡谷的佳碧村，存在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群体性组织“姐妹会”。“姐妹会”制定了封山育林的村规民约，禁止砍伐树木和破坏森林植被，确定了封山育林的森林、树种、海拔和山坡位置，有利于高海拔地区树木和整个森林的生长。同时，“姐妹会”开展植树造林，最大程度恢复树种多样性，维护了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

　　综上所述，中国各民族有着维护生态平衡、保护自然环境的传统知识，并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与生物遗传多样性相关的生态习惯法，促进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并进一步在生物物种资源保护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一阶段高级别会议正式通过“昆明宣言”。刘冉阳摄

　　中新社记者：COP15第二阶段会议已经召开，您对未来如何更好发挥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作用有何建议？

　　尹仑：正在举行的COP15第二阶段会议将通过“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该框架中的2030行动计划具体目标13提到：“确保通过相互商定的条件和事先知情同意等方式，公平、公正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所产生的惠益。”因此，我们应该思索“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的传统知识”这一主题，在相关国家法律和国际公约中承认并纳入生态习惯法的有益部分，从而实现传统知识及其生态习惯法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中的主流化。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开幕。余瑞冬摄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中，相关行动计划和地方性法规都提及了传统知识。2010年9月发布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指出，要开展试点示范，抢救性保护和传承相关传统知识，探索建立生物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共享制度，协调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利益关系。同时，调查少数民族地区与生物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实践，建立数据库，开展惠益共享的研究与示范。

　　2018年9月，云南省率先制定和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地方性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规——《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这一条例虽然提到了传统知识，但只是个别条款的原则规定，缺少可执行的细则及措施。

　　当前，印度、巴西、南非、马来西亚等国已制定生物物种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法律和制度，逐步开始承认和接受原住民、世居民族、土著民族和地方社区等传统民族社会的生态习惯法和制度，并将其融入现代环境法律体系。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在“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进一步探索生物多样性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保护获取与惠益分享的特殊路径和专门制度。例如，中国可在生物多样性资源和传统生态文化丰富的云南，基于相关传统知识，形成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地方机制，并将其进一步纳入《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中，弥补其不足。传统知识介入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治建设，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就有法可依，可以从根本上防止生物物种资源流失。(完)

　　受访者简介：

　　尹仑，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土著与传统知识专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智库云南中心研究员，西南林业大学地理与生态旅游学院研究员，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主要从事气候人类学、民族生态学、灾害风险综合治理、生态文明和生物多样性法治建设等问题研究。出版以《气候人类学》为代表的专著4部，在CSSCI和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32篇，累计公开发表学术成果300余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