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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在小框框里的世界：聋人观众想要什么样的手语新闻？******

　　装在小框框里的世界

　　电视屏幕左下角的手语框，是聋人观众看世界的渠道之一。

　　自1984年，手语框第一次出现在新闻节目，截至2020年年底，有34个省级电视台、209个地市级电视台播放手语节目，一些重要的会议和比赛也配有手语翻译。2012年国务院出台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如此阐述手语新闻节目的意义：保障聋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

　　手语框的出现，被很多人认为是一种进步。但要在这个小方框里装下更多内容，还需要很多努力。2021年，国家手语和盲文研究中心一项面向585位聋人的调研发现，“完全能看懂”电视手语新闻的聋人只有7.69%，大多数聋人能看懂的不到一半，甚至完全看不懂。

　　有聋人看不清手语框，只好叫老婆陪在旁边，让老婆一边听新闻，一边打手语告诉他，电视里在讲什么。还有聋人表示，长时间盯着屏幕左下角的小方框，容易感觉疲倦。

　　而对于全国2053万位聋人来说，这还不是他们唯一的遗憾。一个聋人描述，除夕夜，一家人聚在一起看春节联欢晚会，当家人被小品、相声节目逗得同时大笑时，只有他一个人看不懂，因为实时直播没有字幕，也没有手语翻译。

　　第二天的重播配上了字幕——这位聋人有机会能看懂那些“包袱”了，但家人已经看过节目了。他感觉，那种欢聚一堂的氛围没有了。

　　为什么看不懂手语新闻？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郑璇是一位聋人，长期研究手语语言学。她认为，手语画面太小，会严重影响受众的可懂度。比如，用手语表达春夏秋冬，是要握起拳头，凸出的四指根部关节各自代表了不同的季节，如果手语框太小，聋人很容易看不清指的是哪个关节，只能靠猜。

　　“有的手语框只占到整个电视机屏幕的十分之一，这是不够的。”郑璇说，许多电视节目的手语翻译画面保留至手语传译员的胸线以上，但有些手语手势或低至腰部，或高过头顶。

　　比如，广州市最通用的手语打法是双手掌心向上，在腰部两侧碰几下，超出了手语框画面。为了让观众能够看到完整的手势，手语传译员不得不缩小动作，造成变形。

　　学会手语不仅是只会几个单词，要把手形、位置、方向、运动、表情、体态和口型整合起来，才能精准表达。

　　广东一位聋人陈钢举例，用手语表达“开心”，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要表现一点点开心，可以用脸部浅浅的微笑，加上手部表达的“好”；要表示超开心，可以夸张一些——睁大眼睛，张大嘴巴，脸部变化丰富，双手晃动，身体姿势摆动，像唱歌和跳舞一样。

　　但看电视时，陈钢很难从手语传译员的面部表情上获取信息，也有聋人说，手语传译员的手势动作幅度太小，使得“咬字”不足够清晰。

　　在电视台当新闻手语传译员的刘可研坦言，在电视屏幕前和私下聊天时打手语，人的状态肯定是不同的。在新闻节目，手语传译员应该与主持人风格相一致，需要端庄大方，表情不能过于夸张。但这会对手语表达有所限制。

　　有聋人观众拿着国外新闻的视频给刘可研看——国外手语传译员的表情生动，肢体动作丰富。“观众希望我们的翻译能够和国际接轨。可中国人本身性格更内敛一些，不太容易像外国人那样外放。”刘可研说。

　　郑璇说，在媒体、学校等公共场合，按有关规定要求使用通用手语，国家通用手语方案目前只有8000多个词语，仅能覆盖部分核心手势；而聋人之间的交流，习惯用的是社群里自发形成的手语。

　　而且，几乎所有电视台都用听人(指听力健全的人——记者注)做手语传译员，但听人学习手语，习惯性地用“主谓宾”的汉语语序，而聋人打手语的语法是话题优先原则。“手语能力较差的听人翻译时会下意识用汉语语序打手语，逐词逐句打出来，这让聋人更看不懂了。”

　　一位聋人举例，要表达“你会不会修电脑？”，聋人往往会打“电脑，修，会”，再带上疑问的表情。

　　陈钢观察到，当新闻里的词汇还没出现通用打法时，手语传译员的翻译很容易出问题，比如，把“萌萌哒”打成“MMD”“神马”则会变成“神仙加马”。

　　一些经常出现在新闻里的词也会给刘可研提出挑战，比如：供给侧、同比增长……如果想短时间翻译出来，还能跟上主持人的语速，她只能直译。

　　过去3年，刘可研参与过70多场北京疫情发布会的手语翻译工作。有一次，她听到“以快制快”，这是生活中很少出现的词汇，如果直接翻译聋人肯定看不懂，她想了一下，把这句话的意思表达为“用最快的方式控制疫情的发展”。

　　这对手语传译员的翻译水平要求很高。陈钢回忆，早年出现“雾霾”天气时，新闻主播提醒市民出门要戴口罩防雾霾，但手语传译员只用了“雾”替代，在他看来就是仙气飘飘的普通白雾，起不了警示作用。

　　好的手语新闻节目，要真正做到平视

　　刘可研经常和聋人朋友交流，究竟想要什么样的手语新闻？

　　回答集中在两点，手语框变大，手语传译员的翻译能看得懂。“聋人观众其实是很宽容的，他们这两点要求并不高。”刘可研说。

　　她曾和电视台的栏目组沟通手语框变大的问题，对方也知道聋人对手语新闻的意见，但在具体操作上，电视台的台标位置、滚动字幕的位置等都有明确的要求，将手语框调大，会影响画面中其他要素的构成和位置。

　　江苏师范大学的手语教师刘承承是一名聋人，长期研究电视节目手语播音员的语言使用和翻译技巧。他认为，栏目组应该对聋人语言和文化有一定认识，才能做聋人受众认可的节目。

　　他举例，中国台湾有一档手语节目，手语主播、片头片尾由聋人或是手语熟练的听人出镜，节目的主要镜头对准聋人，不会“喧宾夺主”。

　　有一次，这个节目的采访在海边进行，画面上出现文字提示“海浪声”，刘承承马上意识到，现场采访的人听到了海浪声，“节目充分考虑聋人精神世界和无障碍的需求。”

　　韩国、日本等国家还建立了聋人视频网站，专门同步新闻翻译，创办接地气的手语娱乐节目。还有聋人说，希望由聋人直接出镜担任手语新闻的播报，而不是局限在小方框里。

　　中国也有受到好评的手语新闻节目，南京栖霞电视台的《小芮说新闻》是其中之一。

　　南京栖霞区融媒体中心主任方玲是这档节目的创办人。她回忆，2014年，她听从栖霞区残联的推荐，选用两位手语优秀的聋校教师作为手语传译员，这两位聋校老师都是聋人，打的手语更贴近聋人观众的习惯。

　　这一度加大了主创人员的制作难度：听人翻译手语时，可以一边听主持人的话，一边打，也可以看提词器的字幕打；但聋人只能看字幕打手语。

　　主持人芮钟科回忆，最初磨合时，他和手语传译员都朝着对方的速度靠拢，他降低语速，手语传译员提高手速，经常要录制多遍，才能保证节奏卡点，后期剪辑师也会做相应的调整。

　　“没人愿意看一档声画不同步的节目。”编导王珍珍说，“要把手语当成配音、字幕一样对待。”她回忆，有时节奏对不上，手语传译员要尝试不同的手语表达来配合主持人；有时第一遍打错了，传译员要重新再打一遍，就像字幕里不能有错别字、语句不通。

　　这也让《小芮说新闻》的制作时间要比其他节目更长。以往两天能制作完成的节目，在这里要花4天，有时主创人员还得配合手语传译员的时间。

　　节目播出后，主创人员感受到聋人观众的热情，公众号后台还涌入居住在外国的聋人。《小芮说新闻》的主创人员还和20多个聋人一起踏青，参与国际聋人节的系列活动，还建了一个微信群。

　　《小芮说新闻》在电视台播出的画面中，手语框大小不好调整，但在节目的网络版本里，手语框可以调为屏幕的四分之一。

　　这个做法如今被部分媒体采纳：有的电视台把手语框调成正方形，约占屏幕六分之一，甚至一些发布会的网络版，会把手语框调大到屏幕的四分之一。一个聋人说，这些进步尊重聋人和听人有平等接受信息的权利，真正做到了平视。

　　优秀的手语翻译太少了

　　对电视台来说，要找到合适的手语传译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南京栖霞区融媒体中心主任方玲说，选择手语传译员时，她更倾向于选择残联推荐的人，不用担心对方会在翻译时出现纰漏，误导公众。

　　郑璇说，绝大多数电视台会从听力正常的聋校老师里挑选兼职的手语传译员，但近几年，聋校生源不断萎缩，缺乏专业的学习资源和培训机会，这影响了聋校老师的手语水平——学习手语翻译的人有一个共识，只有长期浸润在聋人环境里，与聋人保持接触，才能精进手语水平。

　　郑璇研究发现，各级电视台的手语新闻质量参差不齐，一些区县级电视台甚至有手语传译员还会穿米黄色、白色的衣服上镜，和双手的肤色混淆。

　　但刘可研介绍，出镜正确的着装是，穿深色的衬衣，不能佩戴饰物和手表，不能化浓妆。郑璇说：“手语框里最重要的是那双手，从视觉上一定要把手凸显出来。”

　　郑璇分析，这和当地特教学校的规模和办学质量有关。越小的地方聋人学生越少，县级电视台要找到合适的手语传译员更困难。

　　找到手语翻译就够难了，要从中选优就更费工夫。

　　不少受访者说，电视台里几乎没有懂手语的人，很难评价和监管手语传译员的翻译水平。

　　刘可研说，电视台里很多人一般不太懂手语，“聋人朋友选的翻译又不一定满足电视台的要求。”她介绍，一般手语传译员的薪酬相对固定，且与翻译质量没有直接关系。

　　陈钢曾去英国交流，当地电视台的大多栏目都配备手语传译员，且经常换人。“在手语翻译服务上，中国和欧美国家相比至少落后几年。”

　　曾任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特殊教育学院院长的孟繁玲说，目前，我国手语翻译专业的学生少，但电视台、高校、医院、法院等单位又需要手语翻译，这个专业的人才往往供不应求。

　　与之相比，美国的手语教育体系完整，从学前到高中开设有选修课，开办手语教育或手语翻译专业的高校有几百所。澳大利亚中小学也开设手语选修课。

　　“手语翻译人才的问题不解决，聋人其他的问题也很难解决。”孟繁玲说。

　　懂得手语的律师唐帅多年处理与聋人有关的官司，此前接受采访时说，有司法机关询问聋哑的嫌疑人时，要通过外聘的手语翻译沟通，有几次，他在案件的同步录像上，发现手语翻译人员直接在摄像头底下向聋哑人敲诈勒索。

　　而且，陈钢说，目前许多懂得手语的人会另外找本职工作，把手语翻译作为兼职——单纯当手语翻译不能保障生活来源，也没有相关政策扶持手语翻译人才的发展。因此，越到更边远的地方，手语翻译就更难找。

　　新闻之于聋人的意义

　　电视机里的手语框，曾被视为保障聋人权益的象征。生活在北京的聋人冯刚回忆，他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手语框出现时，感觉惊喜、高兴。

　　慢慢地，手语框出现的频率更多了。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电视手语新闻的意义：“反映残疾人生活，为残疾人服务，丰富残疾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2012年出台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规定，市级以上电视台应创造条件，每周至少播放一次配播手语的新闻节目。

　　在刘承承看来，电视机那个手语框的存在非常重要。“看滚动字幕，眼睛要高度集中，容易累，清晰表达的手语传译员能让聋人的眼睛相对放松，且传达出文字难以表述的感情起伏。”

　　但大多时候，聋人注视这个手语框的模样是狼狈的。

　　曾任北京西城区聋协主席的刘丽娜多次向北京市残联、北京市聋协反馈“看不懂手语新闻”这个情况，对方也努力想协调这个问题，但一直没有解决。

　　北京一位聋人说，2021年，他曾在北京残联的组织下，作为聋人代表，参与手语传译员的考核，从手形、动作、神态、翻译技巧多角度打分，考核的标准就是“聋人观众能看得明白，看得不累”。

　　近30位特殊教育学校的听人老师参与了那次考核，每人轮流上台15分钟，跟着随机播放的新闻录音，一边听一边打手语。他回忆，最终，有7位手语老师通过了考核，残联推荐给了电视台后，不知道为什么，电视台还是坚持用了老班子。

　　郑璇建议，可以组成专家委员会，挑选既熟练掌握手语，又懂手语理论的专家，聋听不限，由专家委员会来评价手语传译员的翻译水平。

　　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一些来自不同地方的聋人也说，他们曾通过各级残疾人联合会、各级聋人协会等多个途径反映过“手语新闻看不懂”的问题，但反映多次后，也没有看到改变。

　　“我们能不能有能看懂的新闻节目，我们能不能有更好的精神生活？”刘丽娜问。

　　郑璇说，听障者的最大心理问题是孤立感，而新闻资讯恰恰是聋人和外界连接的桥梁之一，能帮助聋人打破孤立感，寻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

　　有的聋人长年坚持读书看报，喜欢在聚会上，用手语把报纸上的诈骗新闻分享给其他聋人。一位聋人说，他会在世界杯、奥运会、春节联欢晚会播放时准时打开电视收看——这样会让他感觉，自己真正参与了主流社会的活动。

　　作为中国第一位语言学专业的聋人博士，郑璇有时在北师大开会时，也会有孤独的感觉：当同事开始七嘴八舌的时候，即便有助听器，她很难识别是谁在开口；当座位距离发言人太远的时候，她也很难通过助听器或读唇了解完整的信息。

　　她说，许多聋人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当一群人说笑话，哄堂大笑时，聋人问“说什么”，听人说，“没什么，和你没关系。”

　　陈钢有个好友参加会议，他询问旁边的同事会议内容，同事的回答简洁明了，“部门需要改革，要整顿办公室和人员。”

　　“一句话就完事了？”聋人疑惑，那个会议明明开了很久。

　　“其他和你没关系，只知道重点就可以了。”同事回答。

　　聋人渴望双向的交流，而不是单向的

　　那种“和你没关系”的感觉，在短视频诞生以后，一定程度上减弱了。

　　那是当前聋人圈里获取信息最快速、最普遍的方式。还有部分聋人选择用手语自制短视频：教学手语、翻译新闻、诉说生活故事……一个备受欢迎的自媒体每天翻译当天一则重要的新闻，没有配字幕，只有手语，但每篇推文都有数万浏览量。

　　2021年，国家手语和盲文研究中心在调研电视手语新闻的可懂度时，也调查了聋人对网络自媒体视频的看法。超过六成聋人能“完全看懂”或“看懂大部分”自媒体上由聋人自发录制的手语视频。相比而言，参与调研的聋人更认可网络自媒体视频。

　　许多聋人观众都说，由聋人自制的新闻小短片，易懂、便利、有贴近性。他们习惯了在好友群里转发、分享这些短视频，还可以和短视频的制作者在评论区互动。

　　科技增加了聋人双向交流的机会。冯刚有些年纪较大的朋友，眼睛不好、文字也看不懂。当遇到麻烦时，这些朋友会通过视频聊天，打手语请冯刚帮忙。有时候，冯刚在家无聊了，也喜欢找聋人朋友用视频聊天，有时候一聊就是几个小时。

　　但冯刚也说，通过手机视频打手语，费劲也费时间，一旦信号不好、画面卡顿，就要把刚刚的手语重打一遍。

　　越来越多科技公司投入无障碍的研究。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陈钢有了一种新的收看方式：电视机屏幕下会出现实时的无障碍字幕，为聋人翻译解说。

　　电视机甚至出现了由AI代替手语传译员，为聋人翻译新闻，名为数字人。

　　《小芮说新闻》如今改用了数字人的形式。芮钟科说，数字人的出现，大大降低了制作成本，原来4天的制作时间缩短为两天，主创人员只需要把文本录入电脑，就会自动生成数字人打的手语视频。

　　方玲认为，虽然数字人不如真人有表现力，但是它不会改变意思，保证准确度。她计划可以把数字人推广到更多节目，比如相对轻松的娱乐节目。

　　“翻译和科技拥抱是迟早的事”刘可研也说，科技的加盟既为手语翻译工作提供了很多的可能性，也让手语翻译员有了新的挑战。

　　郑璇调研发现，许多苦恼于找不到手语传译员的区县级电视台，如今购买了数字人的服务。她曾应邀指导某大厂的手语数字人研发，投入了许多精力、时间，但要让数字人跟上真人翻译的水平，还距离很远，“目前，数字人的发展还没有到足以成熟落地的程度，一些科技公司夸大宣传，片面推广，很容易造成聋人受众的排斥心理。”

　　她观察，目前，数字人翻译新闻，有信息丢失、漏翻、动作变形扭曲、节奏怪异等问题。也有聋人比喻，数字人就像中英文翻译机，输入汉语却出来了中式英语。

　　郑璇担心，电视台等媒体不懂手语，在科技公司蜂拥而上研发数字人的风潮之下，难以判断真实的产品质量，从而损害聋人朋友的利益。

　　冯刚也说，当前数字人只是单向转达、告知聋人信息，“数字人能带聋人看病吗？”他认为，数字人很难实现双向沟通，能看懂聋人的手语并说出来。

　　手语是美的、是活的

　　和汉语、英语、法语一样，手语也是一门语言，它有语法，速度、节奏、韵律、停顿、语气、重音。

　　孟繁玲看过出色的聋人演讲，台上的聋人利用表情、眼神、体态、面部表情、步伐，浑身都在说话，“如此美，且如此清晰”。

　　冯刚也说，聋人喜欢用手语讲故事。青少年时，他们喜欢在聋校的讲台上，讲电影故事，成年后去福利单位上班，也喜欢利用午休时聚在一起聊天，用手语“说说”最近发生的社会现象。

　　郑璇还曾用手语诵唐诗、说汉字、读论语，“手语是非常灵活的。”比如，用头朝下栽倒，那比喻了挫折、碰壁、失败；用拳头敲胳膊借代了疲劳，锤击脑门则借代了困难。

　　而且，不同地方的手语略有差异，就像是“方言”，但当两个来自不同地方的聋人聊天，他们总能通过更丰富的肢体语言顺畅地沟通。同一个词，可以用不同的手势表达。手语甚至还有语种的差异，比如中国手语、美国手语、日本手语。

　　但这门语言在中国还处于极其初步的阶段。孟繁玲培养了许多手语翻译专业的学生，发现社会对关于“聋人”和“手语”的知识缺少起码的认识。有学生刚刚入学就闹着要转学，“我有嘴为什么要学着用手说话”“ 看见聋人我害怕”。

　　“大众关于聋的知识太少了。”她鼓励手语翻译专业学生一定要多和聋人接触，跟着聋人学习手语，不仅要打出聋人看得懂的手语，还要能看懂各地聋人使用的手语。”虽然这个要求对学生来说难度很大，但要成为服务聋人群体的合格的手语翻译员，必须要达到这一目标。”

　　她曾去美国的学校参观，每个聋生上课时配备了一位手语翻译，且会考核翻译水平，“这样才能让知识传递给聋人，鼓励聋人发展”。

　　她认为，提高手语地位，还能推动聋人高等教育的发展。

　　2013年，江苏师范大学成立手语播音硕士点。正在读研究生的胡晓波是少数的聋人学生。他说，学院老师也想招更多聋人学生，但是至今能通过统招考试的聋人只有三位，本质原因是，大多聋人的受教育程度不够高，最容易卡在英语上。

　　陈钢认识一个英国家庭，五代人都是聋人，却出了10个博士、5个手语翻译，也有人在大学和研究机构工作。这一度让他感觉羡慕、震撼。

　　刘承承发现，当前，中国大多聋童的家长更愿意让孩子学习口语，而不是手语。但手语和口语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聋童学口语是为了能在主流社会里生存，但要毫无障碍、没有隔离感、平等的交流，比如多人聚餐，谈情说爱，只能用手语。

　　刘可研还是北京启喑实验学校的老师。她观察到，有的聋生回到家，只能在房间里一个人待着，因为没有一个家人会手语，无法交流。许多聋生不爱看新闻，她上课时经常会借助一些时事，想丰富课堂内容，但常常没有什么效果——学生并不了解这些时事，甚至完全没有听说过。

　　“新闻并不是看出来的。”刘可研说，听人要有一定的、综合的知识作为储备，才能看懂新闻；而聋生在各方面的知识储备都很薄弱，要想看懂新闻相对困难。这两年，她有时看新闻也会觉得，即便是她作为听人，要听懂、看懂一些专业性强的新闻，也有些难度。

　　冯刚如今也开始用手语自制短视频，“想让社会了解聋人的文化和世界。聋人的声音要被听到，可以通过自媒体来做。”

　　“聋人要发声，相比其他形式的残障更难。”郑璇说，聋人完成日常沟通就很不容易，要去演讲或是向别人诉说自己的意见更难，而且聋人习惯直接简单的沟通，因此很难听出对方话里的潜台词、话中话。这让聋人很难发声呼吁，争取更多社会资源。

　　“那个隐形的天花板就一直立在那里。”郑璇说，要真正实现无障碍，还需要更多人的支持。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晞 来源：中国青年报

网络平台可建谣言联合惩戒机制******

　　调查动机

　　“德尔塔奥密克戎共循环”“一景区6名阳康游客心衰死亡”“北京自来水阳了”“由于疫情原因快递业1月8日停业”……一段时间以来，涉疫网络谣言四起，歪曲国家防疫政策，消解群众抗疫信心，严重危害社会稳定，人民群众深恶痛绝。

　　近日，中央网信办通报涉疫谣言典型案例，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坚决打击造谣传谣行为，从严查处发布谣言的账号主体，同时欢迎有关部门和网民积极参与举报，提供有关线索，合力铲除网络谣言生存土壤。

　　涉疫谣言为什么屡禁不绝，一些谣言为何辟谣后又卷土重来，如何开展有效整治净化网络空间？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深入调查采访。

　　漫画/李晓军

　　□ 本报记者 张守坤 文丽娟

　　“阳康，不等于健康了，昨天老君顶滑雪的死好几个，都是阳康的，一剧烈运动突然心衰了。”近日，网传“秦皇岛老君顶景区的‘阳康’游客心衰死亡6人”的信息引发关注。后经调查，该消息为虚假信息。目前，造谣女子马某已被警方行政拘留。

　　从“今晚全城大消杀”到“自来水加大氯气注入”，从“核酸采样有毒”到“口罩原料会导致肺结节”，从“一阳性男子被吊车转移”到“某地用集装箱运转阳性患者”，从“自来水阳了会传播病毒”到“可以挑个温和毒株感染产生抗体”……

　　《法治日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每过一段时间，网上流传的各种涉疫谣言都会“更新换代”，他们有的是故意歪解、虚构防疫政策，有的是打着科学的幌子进行伪科普。因为和疫情相关，这些谣言很容易迅速吸引眼球，获得大量关注和转发，导致不少人因此产生疑惑、焦虑、恐慌等情绪，甚至干扰了正常的疫情防控工作。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整治网络谣言、净化网络空间，必须进一步压实平台责任，完善信息审查和研判机制，源头控制涉疫谣言发布；要依法严惩造谣者，造成严重后果的，予以刑事打击。

　　网络涉疫谣言不断

　　造谣者靠引流赚钱

　　今年元旦，一早打开社交软件的江苏省连云港市市民尹康发现，自家社交群和朋友圈中又出现了好几个已经连续被辟谣的谣言。

　　假期结束上班时，还有同事拿着一瓶二锅头“神秘兮兮”地对尹康说，高度酒可以预防新冠感染，你要不要来点。更让尹康烦心的是，原本肝肺不好已戒烟戒酒的爷爷看到这些消息后，立马向家人闹着要抽烟喝酒……

　　尹康说，像这样的谣言虽然多，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可由于传播速度太快、范围太广，还是有部分人，特别是不少老年人愿意相信。此外现在还有很多谣言都是披着科学的外衣，语气言之凿凿，一般人很难分辨。

　　前不久，微信安全中心公布了2022年朋友圈流传最广的十大谣言，其中多条与疫情有关，比如“采样棉签”上有试剂有毒、疫情期间每天可领取补贴、千金藤泡水喝可预防新冠病毒等。对江苏省南通市的潘莹来说，这些谣言她再熟悉不过。

　　“这十大谣言，我家里长辈都往群里转发过，这几年我一直走在辟谣的路上，费尽口舌告诉家人这些都是假的，但谣言一直都有，尤其是有关疫情的，这个被辟谣了那个又来了，一些被辟谣的谣言过一段时间还会卷土重来，而且每个谣言不管多离谱家里人总有相信的。”潘莹说。

　　近段时间以来，有关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XBB的消息甚嚣尘上。最新消息显示，上海已经监测到新毒株XBB.1.5传入。目前，网络上关于XBB.1.5的传言很多，尤其是互联网平台流传一张截屏称，目前在我国流行的毒株都是XBB.1.5的弟弟，XBB.1.5主攻心脑血管，并会引发拉肚子，建议公众准备蒙脱石散、诺氟沙星、补液盐、益生菌等。上海辟谣平台表示，该截屏夸大了XBB.1.5的致病性，而且不排除别有用心者借此推销产品。已有多名医生提醒，不要随意服用截屏里所称的蒙脱石散、诺氟沙星等药物。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自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有关防治新冠感染的各类信息，总是会占据社交App、网站等网络平台醒目的位置，其中也包括不少新老谣言，而且涉疫谣言在疫情发展的不同阶段呈现不同分布特征，反映公众情绪和需求的变化，可能让大家对新冠感染产生错误认识，在预防、治疗新冠过程中采用错误手段，进而影响到正常的疫情防控工作。

　　法治网舆情中心曾对高热涉疫网络谣言进行舆情分析，发现社交平台成为涉疫谣言“培养皿”，多数涉疫谣言来源于社交平台，主要通过聊天群、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等方式扩散，其中聊天群和朋友圈为传播主阵地。这是因为“强关系”社交圈具有私密性、封闭性、集聚性等特质，熟人关系链传播的私密性，使得信息生产、转发的过程难以被追踪，同时谣言可信度和转发量大大增加，进而实现跨群、跨平台传播。此外，各类短视频平台成为网络谣言新的“策源地”，短视频拥有的在场感和真实性增加了谣言的说服力，常常误导公众信以为真。

　　一些发布者为何热衷编造谣言？公安部网安局曾对此揭秘，造谣者发布的内容下方或留言评论区，都会有广告插入。流量广告主曝光和点击量越多，收益就会越多。“可以说，你的每一次点击，造谣者都能赚钱。”

　　尹康说，他的不少朋友和家人，都觉得随手转发这些信息可以提醒更多人，是一种正能量行为，即使是假的也不会给他人造成什么损失，结果自己不知不觉间已经成了让谣言范围扩大的传播者。

　　假借官方名头发出

　　平台负有治理责任

　　近日，一条声称来自“常州红十字会会长”的通知传播很广。该通知称，将红糖、生姜、大葱白、大蒜等熬水喝，感染病毒的概率几乎为零，山东省菏泽市的李磊也收到了家中老母亲发来的“抗疫良方”。但李磊上网核查发现，该截图早在2020年2月就已在网络传播，当时常州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就对外辟谣表示，该机构以及会长都没有发布过以上信息。

　　“大多数都是一眼就能看出是谣言，甚至有很大一部分是官方已经辟谣过，被证实就是谣言，很疑惑为什么很多谣言却屡禁不止，而且明明已经辟谣过的谣言还是有人对此深信不疑。”李磊说。

　　潘莹说，她看到很多谣言，都是假借官方机构的名头发出的。“我之前经常收到通知核酸检测、健康码变红等短信，上面写着由疾控中心发送还留有电话，他们有些是真的，有些是假的，很多人因此被骗，导致我现在只要看到涉疫短信都会怀疑其真实性。”

　　“谣言实在太多了，辟谣后可能会记住一段时间，但我们都不是专业人士，大多数人可能一两个月就会忘记，类似谣言再来时又难以分辨。”潘莹说。

　　在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李俊慧看来，涉疫谣言屡禁不止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涉疫信息是公众关注的焦点，这背后与个体对如何避免被感染、感染后如何处理等方面的关注有关；二是与部分地区涉疫信息的发布不充分、不及时和不全面有关，因为真实信息不能满足或解决公众关注，自然就会被一些虚假信息所吸引；三是涉疫谣言信息形式上具有证实、例证或难辨真伪的特征，使得相关信息很容易被误信及进一步误传。

　　散布涉疫谣言，造谣者可能承担何种责任？

　　北京京师（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艾泓强告诉记者，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将面临拘留、罚款处罚。如果因散布谣言而侵犯了公民个人名誉权的，依据相关规定，侵权者将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及赔偿损失的责任。此外，制造、传播疫情谣言还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

　　去年11月底，中央网信办就曾通报，针对近期疫情防控、突发案事件、社会民生等领域谣言问题，督促指导网站平台加强监测查证，重点网站平台共处置传播网络谣言账号5400余个，第一时间溯源并关闭首发账号。

　　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网络平台对于涉疫信息的治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李俊慧认为，网络平台要对信息进行分类，明确哪些属于单纯的个体经验分享，哪些属于可能产生误导的信息发布。对于用户在平台上发布的各类信息，应及时建立审核和研判机制，加强信息内容相似比例高的经验分享类审核，避免造成虚假涉疫信息传播，引发公众恐慌。对于救助类信息发布，既要保障救助类信息可以正常发布，也要避免不法分子简单抄袭套用他人求助信息进行发布，影响公众判断。

　　抖音平台相关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近期，平台在例行巡查中发现，有极少数用户发布毫无医学根据的内容，例如“新冠退烧偏方——黄豆煮水喝”“艾叶和艾条熏烟可以消灭新冠病毒”“发烧时千万不能吃的食物，包括鸡蛋、牛奶”等。上述内容先后被权威媒体和医学专家辟谣。对此，平台给予了持续打击与处理。2022年11月至今，平台共处理与疫情相关不实视频33.26万条，打标20余万条存疑内容。

　　及时发布权威信息

　　依法打击涉疫谣言

　　近日，上海辟谣平台梳理了近期热传的谣言，按照“预防篇”“症状篇”“治疗篇”“生活篇”4大主题分类，并同时附上医学专家、权威机构的建议和意见，希望能为公众呈现一份实用的“防治宝典”。

　　记者发现，用户通过搜索“疫情”或者抖音主页切换到“抗疫”专栏，就能进入抖音的防疫辟谣专区，查看相关知识；在百度以“新冠”“疫情”等关键词进行搜索时，还会出现辟谣专区和全国防疫热搜榜，给用户更科学的指引。

　　打击治理涉疫谣言，相关部门一直在行动。

　　通过网络发布、传播虚假涉疫信息，蓄意制造传播涉疫谣言，严重影响了正常公共秩序，湖北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严肃追究发布者、转发者、群主、管理员等人员的相关法律责任。

　　2022年10月8日，湖北省监利市市民黄某在多个社交群散布涉疫谣言，该市市民胡某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转发到个人短视频账号再次扩散。两人的行为引发当地居民恐慌，造成恶劣影响。监利市红城派出所组织警力进行调查，迅速找到传播者黄某和胡某，对其开展普法教育，二人对该谣言进行了澄清。最终，违法行为人黄某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胡某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

　　去年11月，中共榆林市委网信办、陕西榆林市公安局发布《关于依法打击整治涉疫情网络谣言的通告》，严禁编发不实信息，坚决抵制网络谣言，各网站平台、自媒体人、互联网群组管理员要从严审核涉疫信息来源及内容，对通过网络发布、传播虚假信息，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网信、公安机关将依法依规予以打击，对相关网站、平台和互联网账号进行依法处置，并依法追究发布者等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近日，江西省九江市官方发布通告，涉疫相关信息以全市各级疫情防控指挥部官方发布信息为准，对未经官方证实的涉疫信息做到不发布、不传播、不评论、不信谣、不造谣、不传谣。已发布的应立即予以删除，主动消除不良社会影响。无法删除的要及时辟谣，主动向公众说明情况。

　　在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钢看来，目前，我国已经构筑了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为主的疫情报告、通报和公布的法律体系，民法典、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电子商务法、网络安全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为主的网络谣言治理的法律体系，并持续开展了“清朗·打击网络谣言和虚假信息”等专项行动，督导网站平台切实履行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及时处置相关违法违规信息和账号，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如何才能够让涉疫谣言不再“露头”？

　　李俊慧说，对涉疫虚假或谣言信息的精准打击和治理，需要具备真实、科学信息发布主体或监管部门与平台加强联动，具有信息甄别能力和条件的主体参与到各类平台信息发布的审核中，从源头控制谣言信息发布。此外，要加强对用户发布信息的大数据分析，提炼用户关注焦点，及时发布权威信息予以回应，解除或降低公众担忧。对于涉嫌故意制造传播虚假信息的，要依法追究相关人员法律责任。

　　胡钢建议，完善传染病疫情预警制度和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布制度，由中国疾控中心定期公布全国法定传染病疫情信息，县级以上疾控机构定期公布本行政区域法定传染病疫情信息。传染病暴发、流行时，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公布本行政区域内疫情信息；传染病出现跨省暴发、流行时，由国务院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负责公布。同时，提升网站平台涉疫网络谣言精准治理能力，互联网行业协会可构建信息共享和联合惩戒机制，对于屡次恶意发布谣言者，可进行信息限时发布或者禁止发布的惩戒。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