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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底“共享会员”：看视频低至2元，出租账号衍生代理生意******

　　“XX的会员，谁有？”当共享视频会员成为一种省钱之道，“有偿共享”已经形成了一条黑灰产业链。

　　“售卖各大影音平台VIP会员，直充号和共享号都有，最低可达官方一半价格。”贝壳财经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代理平台上，视频、网盘、下载APP的会员均可低价租售，价格最低为2元/5-7天。此外，共享会员还有包月、3个月号以及年号等多种选择，其中芒果TV包月会员低至4.85元。

　　贝壳财经记者注意到，这些“共享账号”仅需要账号密码即可登录。不过，使用体验并不好，登录期间会出现被下线情况，或者提示异地登录需要验证手机号。值得一提的是，对于视频平台需要验证码登录，商家也早有了应对方法，购买“共享账号”还提供验证码接码平台。

　　对此，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虎对贝壳财经记者表示，对用户擅自出租自己视频平台或者在其他平台的账号，在法律上没有禁止性规定，但是用户在注册时和APP经营方有合同约定。“如果有专门从事出租相应视频网站账号的APP，可能会被视频网站起诉，因为这破坏了视频网站的商业模式，侵犯了其利益，是不正当竞争。”

　　包月会员低至3.45元，验证码登录商家包解决

　　“我们主要售卖会员直充卡，不过你要共享会员账号的话我们这里也有，包括优酷、爱奇艺、芒果TV、搜狐、乐视，均是低价出租。”贝壳财经记者搜索看到，一位商家宣称可出租会员账号。

　　贝壳财经记者从这位名为小周的商家所发布动态看到，通过其购买共享会员账号的多为学生以及只想看特定节目或者单个电视剧的用户。

　　“如果你想要月会员的话，爱奇艺7.65元，芒果TV4.85元，优酷、搜狐视频4.75元，乐视3.45元。”小周对贝壳财经记者表示，不同视频平台VIP可以选择5到7天号，3个月号和年号。“如果你嫌贵，最低可以以2元价格体验5至7天。”

　　这些低至个位数的共享会员账号极具诱惑力。相比之下，优酷连续包月VIP会员首月为12元/月，后续则为25元/月。这也就意味着，租赁共享会员账号仅为首月充值价格的40%，月会员价格的20%。

　　1月5日至8日，贝壳财经记者以体验为目的租赁了视频共享会员账号，尽管不同视频VIP会员的登录方式不同，但大多数通过账号密码(大多是用户账号为邮箱)即可。

　　记者付费获得账号密码后，商家随即发来提醒，“只能一个设备登录，首次登录哪台设备就用哪台，不可以换设备登录，禁止分享，禁止多登，多登100%封号不稳定”。

　　贝壳财经记者在体验中发现，租账号看视频的使用体验并不好。记者尝试了登录优酷会员，首次可以通过输入邮箱账号密码登陆，但间隔数小时后就发现自己已经掉线。其间，记者退出优酷APP，重新打开时则提示“账号同时登录设备过多”，需要重新登录。

　　而在记者尝试芒果TV会员时，则在登录时页面频频弹出异地登录警告，需要手机号验证码。对此，商家表示，出现验证码的情况只要联系他就好。此后，其发送给记者一个验证码接码平台，记者输入对方提供的手机号便能通过“接码平台”查询收到相应验证码。

　　从事反诈业务的人士对贝壳财经记者表示，由于绕过了实名制认证，“接码平台”实际上被广泛应用于黑灰产行业。

　　值得注意的是，在多种共享视频会员中，小周表示当前腾讯视频已经没办法出租，其原因或许为腾讯视频通过QQ或者微信账号登录限制，避免账号分享问题。

　　衍生共享会员生意：48元加盟，可代理各大影视账号出租

　　贝壳财经记者调查发现，共享会员背后，已经衍生出专门出租各类软件账号的“代理平台”。

　　一家“代理平台”宣称，48元代理费可以获得各大影视账号的拿号平台，在平台上可以低价获得各个共享账号的账号及密码，实现影视、音乐、网盘、外卖优惠券、听书等多种产品的直充、共享和激活码等。加盟代理后“可以在二手网站或者朋友圈出售，也可以自己收代理费，收入可观。”“平台永久有效，没有任何限制。”

　　而一位代理还在朋友圈晒出了近200元的日结工资的截图。

　　贝壳财经记者登录这一代理平台发现，其经营的产品种类更为丰富，不过大部分为直充类，即直接将会员费用充值进入本人账号。贝壳财经记者浏览这一代理网站发现，其实为会员账号“发卡平台”，所涉及视频账号主要有视频、音乐听书、知识教育办公、生活服务、腾讯增值服务五大类。

　　这一代理网站的共享账户业务，涉及手机APP、电视、平板类的共享会员账号。其中，哔哩哔哩电视会员月号售价9.25元，酷喵电视会员5-7天号售价2.85元。记者注意到，在购买时，该网站还特别提示称“只能固定一个设备使用，发现多卖，你所有的售后问题一概不处理”。

　　除了各类视频的共享会员账号外，这一代理平台还有作业帮、迅雷、WPS、百度网盘、网易云音乐等的VIP会员，月会员价格3.35元至6.85元。

　　此外，贝壳财经记者调查发现，目前还有平台提供“全网影视VIP永久会员”业务，其客服表示，只需要花9.8元即可买到一个“拥有所有视频网站VIP会员”的软件，在上面可以看到所有视频APP的电影。

　　业内人士表示，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共享会员，涉嫌侵犯版权。

　　去年开始，加强账号管理已经成为视频平台的行业共识。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等国内长视频平台均不断更新用户协议来加大对账号共享的打击。贝壳财经记者发现大多数视频APP的用户协议中明确“用户不得将账号转让、出租、出借或分享他人使用”的相关约定。

　　据了解，目前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等对同一账号多设备登录的规定不尽相同，优酷VIP协议规定，用户账号最多可同时登录3台设备(手机端App1个、Pad端App1个、电视端3个、电脑客户端1个、网页端1个、车载端1个、其他端1个)；而爱奇艺针对同一VIP账号最多允许5台设备登录(手机端App2个，Pad端App1个，电脑端1个，网页端1个)，同一爱奇艺VIP账号同一时间仅支持2台设备同时观看；腾讯视频VIP会员服务协议则表示可在手机、电脑、平板电脑端、智能硬件(除电视端)使用。

　　15元山姆会员也可共享，账号租赁涉嫌不正当竞争

　　贝壳财经记者随机采访了解到，不少人都有和亲人、朋友共享会员账号的经历。而目前线下会员也能够实现“有偿共享”。

　　一家售卖山姆实体店会员的客服对贝壳财经记者表示，可以以15元两次，24元全年的价格购买到他人的会员卡，“不用担心会员卡使用问题，按我们的方法99%都可以通过使用，不通过包退款。”

　　不过，记者体验发现，共享这一会员卡需要下载“山寨版”山姆会员商店APP，线下使用时还需要戴口罩规避店员的身份查证，而且不能通过自助机器结账，否则会因人脸识别不通过而导致结账失败。

　　1月10日，记者拨打山姆官方客服电话，对方表示消费者不能单独带着别人的会员卡去线下消费，消费者使用别人会员卡时，该会员卡的持有者也需要在现场。

　　一位负责知识产权类案件审理的法官对贝壳财经记者表示，虚拟账号的使用权类似于租赁，转租牟利肯定是禁止的。在实践中，视频网站的维权成本确实比较高。而对于私人的账号共享行为，如果共享会员账号的是家人、朋友，并不产生盈利行为，应不规制或者(后果)非常轻微。

　　另外一位知识产权法庭庭长告诉贝壳财经记者，一般限制视频网站会员账号出租行为主要依据的法律条款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或者第二条。不过，这很难制止个别私人的行为，此时视频网站往往会采取一些技术措施限制。

　　赵虎对贝壳财经记者表示，对用户擅自出租自己视频平台或者在其他平台的账号，在法律上没有禁止性的规定，“也就是说在法律层面上，既没有说用户可以出租，也没有说用户不能出租。但是，用户在注册的时候有个合同的约定，也就是我们每个人和这些APP经营方的电子合同，合同中大部分都写着禁止出租，如果用户出租的话，其可以根据合同的约定来处理。”

　　在赵虎看来，如果有专门从事出租相应视频网站账号的APP，可能会被视频网站起诉，“因为这破坏了视频网站的商业模式，侵犯了它的利益，是不正当竞争，当然同个人相比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事。”

　　贝壳财经记者浏览现有判例看到，有提供账号租赁平台曾被罚款百万元。2020年判决的“U号租”共享腾讯视频会员账号案例，以及2021年判决，2022年维持原判罚的刀锋公司运营的“租号玩”平台共享爱奇艺会员账号案例，法院均提到“被诉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和商业道德”，并最终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了判罚。

　　“一个正常经营正版视频资源的网站，须负担高额的著作权使用费，还须负担视频存储的服务器成本、带宽成本等，此外还有宣传推广等其他成本投入，为回收成本和获得收益，使得经营者逐步从提供免费视频服务加广告的模式转变为付费视频服务的模式。经营者只有提供更多样化的视频播放方式，才能不断满足用户的不同需求，不断提升用户的观看体验，反过来才能增强用户的黏性，从而获取更多的竞争优势。”针对视频会员账号的租赁行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在2020年的裁判文书中指出。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表示，付费视频模式大致包括单片付费和会员付费两种，经营者根据成本和竞争策略制定具体的收费标准和会员规则，并结合技术手段对会员账号的使用范围予以明确限定，因为付费服务模式针对的对象是网络用户，而非提供互联网视频服务的其他经营者，所以限定为会员个人使用，具体使用数量通常也会控制在会员本人及其周围少数人范围之内，禁止被他人用于经营牟利。经营者上述通过诚实经营所争取到的竞争资源和竞争优势，不应被他人不当利用或破坏。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